，他本人当时身穿军服，所以不明白华雷斯军队的士兵们怎么会把他当成老百姓。尽管有些文稿给人造成一种马克西米利亚诺的短外套遮住了他的将军制服的印象，但是却没人提到德尔·卡斯蒂约的装束。假设德尔·卡斯蒂约也穿着军装——霍安·阿斯利普就是这么说的——的话，同样也无法解释林孔·加亚尔多怎么可能说他是老百姓。事情还要复杂得多，因为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短外套遮住了马克西米利亚诺的军服的说法，有人在描绘他的着装（除了“细金丝带宽檐白礼帽、针织马裤和高腰皮靴”之外）时说他穿的是一件蓝色的立领“军礼服”。此外还有佩剑，“挂在腰上”藏在礼服下摆的底下。
类似的含糊不清和互相矛盾的说法，尽管许多是无关紧要的，在关于围城战的叙述文稿中真可谓俯拾皆是。比方马克西米利亚诺的那只狗吧，有人说叫“贝维约”，但是到了萨尔姆·萨尔姆的笔下却改变了名字和性别，成了“巴拜”和母狗，他还说巴拜一直跟着主人到了钟山，后来跑失，最后被发现落入了一位姓塞尔万特斯的上校手里，这位上校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皇后并拒绝将其卖给萨尔姆·萨尔姆，因为这个亲王原想把那个小东西带回维也纳作为礼物送给索菲娅女大公。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巴维约和巴拜到底是同一只狗呢还是两只不同的狗（在亲王的回忆录中还有第三只名字叫作“帕祖卡”），历史学家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团。
如果因为这些含糊不清的说法是关于一只狗的就无关紧要，并不能因此就说当牵涉到在许多人的眼睛里连只狗都还不如的米盖尔·洛佩斯上校的时候情况就截然不同、变得重要起来。换句话说：“放他们走，是老百姓”这句话到底是他说的还是不是他说的没有多大关系，5月15日及以后的好几天里他是被关了起来还是没有被关起来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不会为他罪加一等或者解除对他的叛卖行为的怀疑。
汉斯、巴施、萨尔姆·萨尔姆以及其他一些当时的见证人在克雷塔罗事件发生过后不久就相继写出并发表了回忆录和新闻报道，在他们看来，洛佩斯是个不容置疑的叛徒，事实上他的妻子也是那么认为的而且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不再理睬上校了，最后还永远地离开了他。然而，二十一年之后，洛佩斯重又提出了自己无辜的问题——早在1867年7月他就在一份致墨西哥及世界人民的声明中提出过——并在《环球》报上发表了一封信要求埃斯科维多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