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因为小街太窄，公厕除了建在周家门窗的斜对面，也没另外的地方可选。建公厕是有益整条街的事，如不许建，会将整条街的人都得罪了，所以成了不同意也得同意的事。为了对周家的体谅予以补偿，街道干部允许周家在门前围上十几米地面做小院子。这么一来，周家又成了那条街唯一有小院子的人家。
以后的两年，不论多热的夏季，周家的门窗轻易是不敞开的。
周秉昆的父亲从大西北回来探家那年，见已是那种情况，倒也没多么的不高兴。
这位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自我安慰地对妻子和儿女们说：“看来z.府办事还是公平的，你们不是都喜欢养些花花草草吗？没有那公厕，咱家哪来这院子？再者，离公厕近有近的好处，上厕所还方便呢！”
在探家的日子里，他在两间屋的后墙上各开出了一扇窗。屋子不但更亮堂了，夏季也凉快了。
周家小院子的花草，遂成那条小街唯一的景点。
一九七二年，周家只剩周秉昆和他母亲两口人了。
周秉昆的哥哥周秉义“w.g”前是市一中的高三学生，他本是要考大学的，父母也支持。“w.g”一起来，他的大学梦成泡影了。“上山下乡”前，他是“逍遥派”，除了躲在家中偷阅禁书，就是与自己的同班同学郝冬梅恋爱。郝冬梅的父亲曾是副省长，“w.g”初就被打倒了。“黑五类”子女是哪一派红卫兵组织都排斥的，她自己也不愿死乞白赖地加入，便也只能是“逍遥派”。“逍遥派”是造反派们对自行边缘化的一类人的嘲讽之谓，其实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工作，他们的心理状态并不“逍遥”。比之于狂热的造反派，反而多了份闲愁。造反毕竟是一桩可以让青年人暂时忘忧的似乎特有意义的事，连这样的事也不积极，当然就得自己解决烦恼问题啰！
周秉义与郝冬梅这对恋人，抵抗烦恼与闲愁的办法，只有读禁书和恋爱，那简直也可以说是他俩的绝招、法宝。除了毛**和鲁迅的书，其他书籍在中国似乎已不存在了，但也就是似乎而已。任何时代都有些不怎么怕事的人，周秉义和郝冬梅便总是能搞到以前不曾读过的书来读。有时还在周家拉上窗帘一个读，一个听；还讨论，甚至争论。秉昆和姐姐周蓉以及周蓉的男友蔡晓光，是他俩地下读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他俩便破釜沉舟地报了名，第一批离开了城市。遗憾的是，郝冬梅由于父亲的问题去不了兵团，只得去农场，好在她去的农场离周秉义分到的兵团不远。对于大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