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A市的春节，也比前几年的春节多了些过大年的气氛。除了年货供应较为丰富，政治上不同寻常的宽松也是一个原因。这后一点，主要是那些仍划在另册靠边站了的大小干部、不受待见的知识分子们的感觉。对于此两类人，政治气氛感觉怎样比年货供应的怎样尤其重要。尽管“九一三”事件发生过去快一年半了，余波还在持续，正式报道及小道消息不断地告诉人们，这里那里又挖出了“余党”。人们在议论的同时，不可能不展开必然的联想。而联想一旦展开，话题的边界就延伸，以往相互之间不敢交谈的看法、感慨，都敢于有所保留、谨慎地说说了。当然，这里说的人们，是一向特别关心政治的人们。划在另册靠边站的大小干部和不受待见的包括仍被视为“阶级异己分子”的文化人，也敢于在春节期间相互拜年了。他们似乎仅仅是被抛弃、遗忘了而已，不再是需要狠狠打击的阶级敌人了。
光字片的春节气氛却相反，两个年轻人非正常死亡，使光字片笼罩在一种不祥之中。涂家虽已没人了，交叉贴在门上的，盖有法院和公安局大红印章的封条并没被风完全撕掉。人们经过时，特别是孩子们和年轻人晚上经过时心里发毛，不愿看涂家的门，都会低下头去加快脚步。韩家和周家一样，也有个不大的小院子。得知小儿子的死讯后，他家人在小院门上挂出了黑布幡子，春节也没除去。整个光字片三十儿晚上未响一声鞭炮，唯恐韩家的人发生误解，大家都自觉恪守民间的道德。
大年初一上午，升为街道副主任的周母照例挨家挨户去拜年，并给几户老人和孩子身体不好的人家送鸡蛋。秉昆则没出门，他移开整齐码放在一只旧木箱上的二十几棵大白菜，从箱子里抱出所有的图书，摆了一炕。母亲“主动出击“，他估计不会有人来拜年，但还是插上了门，以防万一。他选出了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又将那些书按自己打算读的先后顺序放入了箱子，再将大白菜重新码在箱盖上。哥哥下乡前，家里并没有那些书，最多时也就三四本，随时藏起三四本书并非多么难的事。有时，哥哥们所读的书是他自己、姐姐周蓉或郝冬梅从外带回家的，他们集中时间几天内读完便不知还到哪儿去了。
哥哥秉义下乡前一天，指着那只旧木箱告诉秉昆里边装的全是书。哥哥将一只手按在他的肩上，委以重托似的说：“保存那些书的使命就交给你了。”
秉昆说：“为什么不交给我姐？”
哥哥说：“她肯定也得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