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理事的白笑川正单身，也正满怀信心甜蜜蜜地追求着同样单身的向桂芳。自己正苦苦追求的女神被打成了“右派”，白笑川急了，挺身而出，替向桂芳鸣冤。结果在老太太和工作组全体成员看来，他当然便是“赤膊上阵地跳将出来，似欲决一死战”。没过几天，他也成了“右派”。白笑川出身好，成名顺，一向恃才傲物，成了“右派”仍不服。老太太对他倒也算网开一面、仁至义尽，找他谈了几次话，向他保证，只要承认错误，公开做几次深刻的检讨，“右派”帽子是可以摘下的。若此，说不定能影响向桂芳也做深刻的自我批评，她的“右派”帽子也有可能摘下来。为了自己和所爱的女神，白笑川违心做了多次自我批判，在老太太的多方游说之下，他的“右派”帽子没戴多久终于摘下来了。向桂芳的命运就没那么好，始终是“右派”，再也没登过京剧舞台。
邵敬文以总结性的口吻说：“白老师，你讲时我就谈了看法，以当年的情况来看，曲某人还是不错的。她向你保证的事，她起码做到了。”
白笑川气呼呼地来了一句：“可摘了帽子不也叫‘摘帽右派’吗？害得我至今时时提醒自己要夹紧尾巴做人！”
邵敬文摁灭烟，喝口水继续说：“你那么提醒自己是对的嘛！我也经常那么提醒自己呀，我也是整天小心翼翼地夹紧尾巴做人做事啊！我们的工作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么近，不那样行吗？小周你也不例外，咱们都得那样，必须那样。至于你和向桂芳后来的关系，是因为你放弃了你们才没做成夫妻，宪法当年并没禁止‘摘帽右派’与‘右派’结为夫妻嘛。当然啦，那你得接着付出一些代价，真爱往往就是一方甘愿为另一方付出沉重代价的。”
他耸耸肩，结束了发言。
白笑川张张嘴没能再说出什么话来。
那天晚上，秉昆躺在炕上难以入睡，困惑于同一个老太太为什么会既做让人恨的事，又做让他和哥们儿敬爱的事？当年少打个“右派”对她是很难的事吗？她如果有想打几个“右派”就可以打几个“右派”的权力，那她当年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女人啊？一个女人如果在别人心目中是可怕的，自我感觉会很好吗？会很享受那种可怕吗？将一个对社会和他人不可能有什么危害的人的一生毁了，是自豪的事吗？他问如果自己有那么大的权力会怎样？他给出的回答是能少打几个就少打几个，能一个不打就一个不打，为此付出些个人代价也在所不惜。为什么自己这样一个微不足道、轻如鸿毛的青年都愿做到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