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摄影又问:“五十年代末,你小姨父死了,就能留下几千元私房钱了?”
他解释说:“我小姨父家从前是做大买卖的人家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如果来不及出国,忙不迭地都想与g,m者成婚。我小姨是部队文工团的,赶上那一拨了。我大伯、父亲和小姨都是g,m军人,共同形成的红色保护伞足以让我小姨父家平安无事……”
老摄影师说:“难怪呢。”
其他人则纷纷说导演讲讲,给我们补点儿历史课。
于是,蔡晓光讲起了自己少年时代家庭人事的见闻,一副深情回忆的表情:“我小姨父喜欢带我回他南方乡下的老宅去玩,村里人住的房舍全是他家的,土改还没开始,他老父亲就主动将房契地契当众烧了,让村里人到他家去爱拿什么拿什么,爱搬什么搬什么,先行一步共了自己的产。工作组一进村,他就主动将金银财宝什么的也都交了,工作组和村里人也就再没有难为他家人
二〇〇一年七月五日晚上六点多钟,蔡晓光仍在与主创人员讨论剧本。
有人对剧名不满意。
他说想出了好的就改。只要大家认为好,他听大家的。
有人说喜剧成分还欠缺。
他说有同感,问编剧自己怎么看?
编剧说,自己要追求的是使人含泪而笑的艺术效果。
他饮了一大口茶,咕嘟咕嘟涮涮嗓子,漱漱口,起身出门吐到厕所,进屋后又吸支烟,来回踱着说:“含泪而笑通常是所谓评论家的评论语言,你作为编剧,创作时内心里总想着那四个字,那四个字就很可能成为陷阱。你在电影院里究竟有几次看见别人含泪而笑了?反正我没见过。我要么见到别人哭,要么见到别人笑。活到今天,我就有一次见到别人含泪而笑,是我小姨。她三十多岁时,姨父病故了。一天她正哭,我父亲带我去安慰她,给她一个存折,说是我小姨父生前请他保管的,存折上有几千元私房钱。那时小姨倒是含泪而笑了,由衷地笑了。再说一遍,我活到如今就见过那么一次。我却没笑,我父亲也没笑。现实生活中,有人含泪而笑,旁边看着的人却很少含泪而笑。电影院里也基本如此,所以你哪些情节要让观众笑,哪些情节要让观众哭,目的一定得明确。至于观众是否含泪而笑,那因人而异,我不会强人所难,你也大可不必难为自己,明白吗?”
编剧如释重负地说:“明白,明白。”
老摄影却问:“导演,你小姨父死在哪年啊?”
他说:“五十年代末,那时我还是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