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不是她的儿子赵礼平，而是公社武装部长高定国。
定国将她扶了起来，狐疑道：“嫂子，你大热天坐这里，有什么事吗？”
婶子没有马上接话，而是探出脑袋，向宿舍那边张望——小付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搪瓷盆，正要出来倒水，一见婶子，头一缩，又退回去了。婶子一连说了几个“没事”，爬起来，掸了掸身上土，急急慌慌地走了。她一边在心里大骂老鸭子“瞎了狗眼”，一边朝地上吐着唾沫，以驱散撞见“好事”的晦气。可她没走多远，高定国就把她叫住了。
定国迈开大步，追上她，亲热地将手搭在她肩上，笑道：“小付的父母明天从合肥来，好不烦人！现在是新社会，我和小付是自由恋爱，原本用不着什么三媒六证。可小付的妈妈有点老脑筋，死活要守古礼。嫂子就帮我当一回媒人怎么样？事后我有礼谢你。”
婶子呵呵一笑，当即满口答应。可往前走了几步，转念一想，心里暗自吃了一惊：他高定国可是有老婆的人呐！他这里三不知与小付成了亲，梅芳可咋办？她正在心里七上八下地胡思乱想着，走出去很远的高定国，像是想起了什么要紧的事，绕过一块放满了水的秧田，又踅了回来。他来到婶子跟前，阴沉着脸，轻声嘱咐婶子说：
“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刚听到广播，毛主席他老人家，死了。我得赶紧回公社。你去通知一下潘乾贵，今天晚上的电影就不要放了，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婶子心事重重地往家走，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全是她儿子的事。原来礼平并未与小付谈恋爱。他频繁地给小付买首饰、衣服和手表，不过是变相地向高定国示好罢了。高定邦开始就反对办这个厂，后来又对厂里的账目和财务横加指责。他甚至公开放话说，礼平的工厂年年亏损，不过是账面上的假象，盈利全都进了个人的腰包。婶子做梦都在担心，复员军人出身的高定邦，会不会突然下令将工厂关闭？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自公社方面的支持，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儿子与高定国的突然走近，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并正在设法渡过难关。她把这件事前前后后想了两遍，心中顿时云开雾散。
当她走到大队部门口时，看见村里的老人们都在晒场上哭泣。婶子愣了很久，才明白过来他们为什么哭。她揉了揉眼睛，也跟着他们胡乱哭了几嗓子。在感叹了几声“可怜、可怜”之后，就转身拐进了一个弄堂，回家做晚饭去了。
早在这一年初夏（我记得是在端午节前不久），距离我们村七八里外的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