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假如,我父亲没有在新婚之夜向她吐露上海那个特务组织的所有秘密;假如她在一九六六年的初冬,没有“心血来潮”,向组织上提交那封让她“肝肠寸断、后悔终生”的检举信,她“如今”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每一个假如,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偶然,而每一个偶然,都足以改变她日后的人生轨迹。那么,她“如今”的生命,与这些数不清的“假如”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母亲的哲学思索,恰当地停止在这里,不再向前延展。母亲或许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危险:她若再往前跨一步,就会陷入宿命论和虚无主义。这对于母亲这样一个立志拯救全人类的**党员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再比如,在编号为102、214、667的几封信中,母亲对白天和夜晚的自然更替展开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遐想。她觉得既然一个人的一生,由许许多多个白天和夜晚组成,如果把这些日子加以简单的压缩,实际上我们一辈子只经历了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因为白天和夜晚完全不同——在白天,世界是明朗的,阳光灿烂,鸟语花香,你感到踌躇满志,精力充沛,意志坚定。而夜晚则是暗昧的,凶险的,令人生疑的。当她在灯下写信时,她时常感到,一到晚上,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只会在墙根下喃喃低语的油蛉”,软弱多疑,烦躁不安,周遭的世界忽然变得像人心一样虚妄、脆弱、深不可测。
因此,母亲觉得,她的一生既不是活在白天,也不是活在晚上,而是生活在白天与夜晚“一刻不停的撕裂与搏斗中”。
在第二十七封信中,母亲首次提到了严政委。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严政委名叫严御秋。这封信长达十一页,母亲详细记录了她与部队“首长”的结识过程,从中我们不难窥探到她后来与我父亲离婚的一段鲜为人知的隐情。
一九五二年夏天,母亲在县里的干部培训班学习。严政委有一次去省里开会,出人意料地带上了母亲,让她去南京长长见识。三天的会开完后,严政委想去看望一下自己当年在部队的老首长,也“顺便”捎上了她。首长家的院子异常阔大,“白里透红的水蜜桃挂满了枝头”,给客人端茶倒水的“仆人”,是个年轻英俊的军官,“戴着雪白的手套”。老首长其实并不老,且十分平易近人。他话不多,可句句话都“耐人寻味、掷地有声”。吃晚饭时,首长亲自给她斟酒,让她一时手足无措。她说她从来没喝过酒。首长说:“哎,不会喝酒干什么g,m嘛!”于是她就喝了酒。酒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