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谈话无法进行,和你样讨厌审问,讨厌表白。说出真话以后,你可能得到赦免,也可能后脑挨发子弹。”白致远拄着拐杖站起身,“要回
辑让李白十分头疼。求你不要再说蠢话,白淑珍曾经这规劝李忠诚:你要永远记住人生有六个字值得拿出来反复念叨,前三个字叫无所谓,后三个字叫两码事。
他们开始是幸福,李白说,但在其后日子里,大历史先于个人命运给出答案,在个较好时代里,他们反而过不下去,这也是人之常情。父亲并不是个坏蛋,他和白淑珍差距在于,他本质上对于自己侥幸能活下来感到十分满足,而她憎恨这种满足感。
他们十年婚姻,从二十四岁到三十四岁,差不多就是过去十年经验。然而在体感上,无法代入进去。准确地说,无法承认他们是幼稚——就像样幼稚。无法承认自己是场幼稚婚姻弃子,无法直视那个曾经神经质爸和妈实际上才二三十岁。童年期被人喊乌龟儿子或是婊子儿子,这是种创伤感,但它真正造成恶果是困惑,过早困惑使变成个既不相信个人命运也不相信大历史人。
今年三十五岁,决定相信次,命运或历史——白淑珍没有去南方享受荣华富贵,她去做间谍。仔细想想,这有多重要(以及多合理),她被父亲送到乡下,又被丈夫接到县城,无论哪条路都不是她想走。她终于得以将个人命运和历史分离,然后重组,并作为间谍,秘密战场个棋子,将这两个相悖之物统统押上赌台。这些年没有消息,因为她被处决在华盛顿或是列宁格勒,个电影般落场,首诗谜底般最末句,它将弥合所有分裂感,仿佛她在某年某天也同样写信给,温和地指出:请不要再指责落后。
“这是个,相当幼稚幻觉。”白致远说。
“能指责她(也包括您),只有条:为什不带上?”李白万分沮丧,“你们把扔在这个小地方,成个无名作家,写十多年街头巷尾、苦闷人生,就差去写婆媳大战。你无法理解,当人们评价你作品狭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把你当条虫子看待,那不是眼界问题,是人格问题。本来应该成为格雷厄姆格林或者约翰勒卡雷。”
“都没能成为,何况你。”
“终于承认。”
“不是,刚才只是开个玩笑。”
“你这个年纪知识分子正常来说是不可能知道勒卡雷,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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