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被分配到矿山和工厂中970名流放者中,五分之人或者年纪太小,或者病得太重,或者身体太虚弱,因而无法胜任体力劳动。那些目前在工作流放者中,超过半人年龄在50岁以上,因此“在不久将来就会失去工作能力”。圣彼得堡认识到,那些更健康流放者确实被留在他们途经省份,于是下令禁止这种做法。11
然而,在随后几十年里,这种做法毫无减少迹象。1813年,内政大臣奥西普·科佐达夫列夫给西伯利亚总督伊万·佩斯捷利写封措辞激烈信,抱怨本应在1809至1811年间送往伊尔库茨克省1100名男性流放者只有625人到达;490人仍留在托木斯克省,其中180人定居在那里,220人因为病得过重而不能继续前行,而其余人因为被分配到当地工厂工作而留在那里。虽然科佐达夫列夫承认生病流放者确实可以留在托木斯克省由当地人照顾,但他指出:“这个借口让很多身体健康人被留下来。”5年后,抵达东西伯利亚流放者不到原定人数半。调查显示,“年龄和体力条件最好人”留在许多俄国欧洲部分省份和某些西伯利亚省份,在那里充当劳工。在这些地方近10年苦役生涯摧毁他们健康,然后他们才会被发送到伊尔库茨克。12
大多数罪犯是从遥远俄国欧洲部分省份走到指定地点,这段路途要花费2年时间。但是,如果他们在途中生病并接受治疗,路程则可能耗费多达3年时间。有些罪犯甚至花四五年时间。当局担心,如果被判处服苦役罪犯苦役是从定罪那刻算起,那他们或许会在前往流放地途中故意拖拉,并想方设法地在沿途医院消耗刑期,以拖延到达矿山或工厂日子。因此,当局规定,苦役犯到达在西伯利亚最终目地后,他刑期才开始计算。个罪犯用八年时间走到伊尔库茨克,但在他终于进入监狱工厂那刻,他八年刑期才开始。13
流放途中恶劣条件必然地损害罪犯及其家人健康。位巡视员在1802年报告,病人和孕妇坐着木质马车(телега)追随着流放队伍,“他们境况很可怜、很危险……有些人死在途中,妇女在马车上生产”,这些病人和孕妇接受治疗“很随便”。系列疾病侵扰着沿西伯利亚大驿道行进流放者:发热、鼻黏膜炎、风湿、肺炎、肺痨、镣铐造成溃疡、污物造成皮疹以及住房过于拥挤造成斑疹伤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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