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传递
出去，让这些故事在俄罗斯帝国内外回荡着。对于许多有同情心
欧洲同时代人来说，起义者对抗西伯利亚狱卒斗争是波兰民族自身斗争。
如今，华沙城堡内第十室是波兰独立博物馆
部分。其中个走廊里挂着浪漫主义艺术家亚历山大·萨哈切夫斯基大幅油画。这幅画描绘支由数十名起义者组成流放队伍，既有男人，也有女人，队伍在休息点休整，四周是荒凉雪地。人们身穿囚服，戴着镣铐，头发被剃去半边，很多人因疲惫和绝望而瘫倒在地。有些人痛苦地祈祷，有些人愁苦地哭泣。在画中心，分隔彼尔姆省和托博尔斯克省界标赫然耸立在这群波兰人上方。在界标那侧，西伯利亚在招手示意。萨哈切夫斯基是1863年起义者之，他们在月起义之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涅尔琴斯克服二十年苦役后，他绘制油画《告别欧洲》。如今，这幅描绘波兰流放者苦难画作挂在曾用作展示俄国帝国力量堡垒里，这真是个历史造就讽刺。5
俄国在起义之后开展大规模报复给西伯利亚流放制度造成严重后果。当局无法应对突然拥入西伯利亚城镇、村庄、矿山、要塞和工厂波兰苦役犯。即使到19世纪60年代，流放者前往西伯利亚行程已经实现半工业化，这些波兰人旅程仍然是痛苦。为更快速、更顺畅、更有序地向东运送罪犯，z.府先是利用航道，后来利用铁路。从1862年开始，火车开始将罪犯从莫斯科和其他中转点经过弗拉基米尔运送到下诺夫哥罗德。有些列车经过改装，用于运送罪犯，这类列车由三等车厢装配成，车厢窗户带有窗台，就像尼古拉·亚罗申科在他1888年油画《生活无处不在》中描绘那样。火车过于拥挤，因此罪犯不仅坐在长凳上，还坐在长凳下面和过道上。密封门和通风不良环境让人们非常受罪。前往下诺夫哥罗德440千米路程走天夜。在别处，流放者运送系统基础设施状态很差：休息站老旧且即将倾颓，个*员报告：“再多修理和改造也不会让它们适于在冬天使用。”在前往秋明途中就有这样个休息站，它天花板甚至塌下来。6
除运送罪犯基础设施存在种种缺陷，西伯利亚当局本身也无力顾及大量新来流放者。托木斯克省省长格尔曼·劳尔赫特于1864年7月写信给他在圣彼得堡上级，表明这里监狱要塞只能容纳400名囚犯，但“这个要塞罪犯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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