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是男性，他们在俄国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依靠慈善活动和犯罪行为维持生活。和大多数前工业社会一样，俄罗斯帝国有着丰富的移民传统和一大群移动人口，包括逃亡农民、哥萨克人、小贩、吉卜赛人、流动猎人、朝圣者、四处游历的宗派主义者、行商，以及在泰加林、草原和冻原的游牧部落。这些移动人群在俄国于16、17世纪在西伯利亚的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23年，国家将在俄国欧洲部分流浪定为犯罪行为，这是导致在随后几十年里西伯利亚流放人数骤然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1827至1846年间，近5万名流浪者构成了所有流放人数的30％。在这一时期，俄国大多数被认定为流浪者的人都是逃跑的士兵或农奴，这两个群体都给尼古拉一世所珍视的有序社会构成了直接挑战。农奴制的废除合法化了未经批准的人员流动，此后，在俄国欧洲部分因流浪而被逮捕的人数便减少了。然而，在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给了流浪生活富于希望的新生。5
当局基本没有区分那些因绝望而逃跑的不幸流放者和那些把逃跑、在西伯利亚游荡当作职业的流浪者。实际上，流浪者在流放人群中是一个单独的团体。一个流浪者会吹嘘，刑罚堡是他的“父亲”，泰加林是他的“母亲”，他的一生都在二者之间奔走。作为罪犯中的“贵族”，流浪者对监狱要塞的规则和狱中的普通囚犯“乌合之众”有一种扬扬得意的冷淡和显而易见的蔑视。因为流浪者多次逃脱，而且愿意忍受被抓获后遭到的殴打，所以他们享有某种权威和地位。6
那些从外贝加尔逃跑的人必须经过雅布洛诺夫山脉、贝加尔湖沿岸，然后抵达伊尔库茨克省。他们出发时一般有10人、20人，有时是40人；沿途的工厂和矿山的逃犯不断扩充着他们的队伍。他们绕开了城镇和乡村，尽可能地紧靠西伯利亚大驿道行走，因为它自己就可以让人避开泰加林地带的密林、沼泽地和河流。一旦他们离开了贝加尔湖地区，越来越大的逃犯队伍带来了更好的乞讨机会，但也带来了更大的被捕风险。即使在夏天，食物也很难找到，逃犯被饿死的情况并非罕见。还有些人在蹚过由于融雪而,bao涨的河流时被淹死，或者完全陷进沼泽地中。许多人遭受着斑疹伤寒的折磨。他们沿西伯利亚的道路艰难行进的样子是常见的景象，而且他们的头发有时还是剃去半边的样子，他们身上穿着囚服，很多人根本没有费劲去掩饰自己的身份。7
经过伊尔库茨克省后，这些“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