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布尔什维克记者和历史学家尤里·斯捷克洛夫在1895年7月被行政流放到雅库茨克省，此时他认为自己将跟随“不可战胜的巨人”的脚步。斯捷克洛夫十分期待与“前辈”见面，即19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g,m运动的代表。“在我们看来”，他回忆道，“他们就像英勇无畏的半神。”不仅仅是斯捷克洛夫一个人从老一辈的政治流放者那里获取鼓舞。对于新一代g,m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因参与19世纪90年代在俄国大学和工厂中的新一波动乱而被捕——来说，在西伯利亚见到卡拉和雅库茨克的“牺牲者”让他们深信，自己是贯通19世纪的重大改革运动当中的主人公。在十月g,m的一百位主要人物中，有六十多人曾遭流放，其中有些人流放了四五次。到20世纪初，西伯利亚流放已经成为一个g,m仪式。1
亚历山大三世的高压统治持续了十余年，成功遏制了只有少数俄国工人和农民支持的脆弱小g,m党。让新一代激进分子与他们的g,m先辈相区别的，是其g,m运动的广度。到亚历山大三世在1894年去世时，俄国城镇和乡村中的工业化、城市化、识字率提高，于是在贫苦农民、被剥削的城市工人和心怀不满的少数民族这些易激动的群体当中，出现了一个有政治意识的新的反对派。农民忍受着农村人口过剩、贫困、频发的饥荒（1892年和1900年最为突出），他们容易接受社会g,m党领导的复苏的民粹派运动的g,m理论。成熟意识形态农业社会主义、无z.府主义和民族主义遭遇了马克思主义构成的新挑战，后者在俄国城镇中不断扩大的工业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在帝国各地，大学成了激进主义的轮机舱。1899年关于言论自由的抗议遭到了z.府的镇压：挥舞着短棍的哥萨克骑兵小分队受命驱散学生的示威游行，随后的大规模逮捕使许多受过教育的俄国中、上层家族第一次感受到国家的专制、强制力量。数百名学生只不过因为1901年在圣彼得堡市中心参与和平请愿便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牢房里，于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以及他们的数千名支持者得出结论：渐进式的改革是不可能的。烈火必须以烈火对抗。2
随着19世纪接近尾声，沙皇俄国的边陲地带再一次变得动荡。亚历山大三世在波兰和西部边疆地区的中小学校和大学里推行强制性俄化政策，这激怒了新一代的波兰人，他们已经浸染了父母对沙俄政权的深切敌意。帝国的犹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