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也把文化
传播与血缘扩散混为
谈。更不要说“古印欧语”只是个语言学分类，而语言传播与扩散从来就不会与人口变迁具有同样速率和模式。描述古基因所代表人群，在语言学、族群、地域、经济生产方式、文化传统和所谓人种分类等多种标准间随意使用标签，基本上自动删除
技术论证本来可能存在学术意义。这个批评很有代表性，现在研究者们偶尔提到Kim团队这篇文章时，无不大摇其头，视为DNA史学应用坏典型。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帕特里克·格里教授话来说，这样基因技术应用就是“生产糟糕历史”。
尽管批评和警告从来就紧紧伴随着基因技术在历史领域应用，但媒体和社会却欢迎任何和基因相关“解密历史”故事。Kim团队研究报告出来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虽然很快就被些研究者当作笑谈，但媒体和社会追捧却热闹时。而且，该报告所代表研究方法与旨趣，在世界范围内同行中也不缺乏同情者和追随者。以中国为例，《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上，有篇《蒙古国胡拉哈山谷M21号匈奴墓主线粒体DNA分析》，读起来就会感到如出辙。比如，该文第四部分“讨论”开始就说：“关于匈奴人种问题直是考古界关注热点问题，蒙古说和突厥说直存在争论。”这和前面所提到混用印欧语和高加索“人种”是致，似乎不解蒙古说、突厥说争议只是对匈奴统治集团语言属性争议，与所谓“人种”绝无干涉。该文结论认为所探讨DNA属于所谓蒙古人种，但还是说：“匈奴人主体还是蒙古人种，少量欧罗巴人在两千年前已经到达东北亚地区。”大概是考虑到并且要尊重前面所说Kim团队研究结果。
二
新科学技术常常改变人们认识世界方式，而利用基因技术回答传统历史学不能回答问题，是过去二十年间最引人注目发展之。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轰动时纪录片《人类之旅：基因奥德赛》制作人斯宾塞·威尔斯（SpencerWells）说：“人类所写最伟大历史著作，其实就在
们血管里流淌着。”如果这句话还不够激情洋溢，们再引段因为用线粒体DNA论证人类源自非洲而闻名布莱恩·赛克斯（BryanSykes）话，他在畅销书《夏娃七个女儿》开篇就说：“们终于可以解码过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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