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者中最杰出政治家。”蔡美彪先生说,撰写《忽必烈传》实际上相当于写半部元史。李治安教授《忽必烈传》确可以当作半部元史来读。不过,以挑剔眼光来看,元史是传统中国历史部分,这部传记所写,也还是中国历史脉络中忽必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样高度评价忽必烈历史地位杉山正明教授,在其名著《忽必烈挑战——蒙古与世界史大转向》中,描摹出个世界史视野中忽必烈,迥然有异于们所熟悉那个元世祖。杉山这部书当然没有写成半部元史,但可以当作13世纪后半叶世界史半部概论来读。
学界说起杉山正明,般都会首先提起他语文能力,他自己也喜欢强调学习和掌握多种语文对于研究蒙元历史重要性,特别是波斯文,用杉山话说,对研究蒙元史而言波斯语文献与汉语文献同样重要。他如此高看非汉文特别是波斯文史料,当然与过去研究者偏多信赖汉文文献有关。莫里斯·罗沙比(MorrisRossabi)在1989年出版《忽必烈汗》中,就已经批评研究者对于汉文以外史料利用不足。杉山把这批评推向极致,而且他自己也似乎努力学习尽可能多语言。他说:“有关蒙古时代应该使用史料经典就多达二十多国语言,并且重要是,东西方专门研究者工作,都想要描绘出种完全不同历史图像。”他认为,以汉文为中心东方史料与以波斯文为中心西方史料,把研究者也分成两个集群,由于“两个文献群各自背负着巨大文化传统完全不同”,比克服“史料之墙与语言之墙”更困难,就是跨越“说不定远较前两者为大意识之墙”。据说杉山办公室就是蒙元史研究最佳图书馆,参观者通常会惊骇于如此丰富、如此稀见多语文史料竟会汇聚在此,也难怪杉山会在书中对哈佛图书馆颇有微词。
多语文史料掌握,当然是杉山蒙元史研究大特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成功就在于他使用不为他人所知材料。他著作里确有很多出自波斯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等非汉文材料,但这些材料本身并不是由他发掘出来第次使用。他确在不少地方巧妙地利用多语文史料驳斥旧说或建立新论,但这些材料对于其他研究者来说并不是那陌生。在看来,杉山是在武装炫人耳目多语文工具同时,和许多成功历史学家样,也具备极为开阔知识视野和求新求变理论勇气,事实上正是后者使他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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