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
是，这样历史变化在不同地区突厥人群体质人类学特征上留下
鲜明印迹。今天草原地带各突厥人群，如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与绿洲农业区各突厥人群，如维吾尔人、乌兹别克人，在体质特征上有明显区别，前者更接近蒙古人，后者更接近波斯人。这就是因为前者中较多保留原内亚阿尔泰人群因素，后者中较多保留原中亚印欧语人群因素。[7]
在包括塔里木盆地在内中亚广大地区完成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之后，非伊斯兰和非突厥因素并非再也没有机会进入该地区。沙俄与苏联漫长统治已经给中亚注入深刻外来因素；类似情况在新疆也随处可见。这些新因素在历史长时段背景下应如何评估，当然也是非常不容易。不过对研究者来说，最容易犯错误就是过于笼统地把中亚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看成
个历史分期标准，从而未能深入地观察在长达千年时间内中亚各社会体、各文化体和各政治体之间所发生丰富多彩历史运动，正是这些历史运动提供现代中亚（包括中国新疆）历史基础。
举个例子来说，学者般都知道，塔里木地区绿洲社会在历史上有个较为鲜明特点，就是政治上分散性（当然并不意味着文化上彼此排斥），缺乏绿洲之间政治认同内在动力，这也是塔里木地区在军事防卫方面比较脆弱原因。但是如果
们没有充分注意到17世纪以后诸绿洲间逐渐出现政治认同和权力集中倾向，们就无法理解19世纪末以后诸多政治和文化趋势。应当把中亚地区近代政治发育与世界历史其他部分放在同个平面上来认识，而不是把伊斯兰中亚看成孤立和静止岛屿，更不能把近代中亚历史看成个古老文明区衰落过程。[8]
更重要是，对中亚东部（及中国新疆）近二三百年历史深入观察，会给们提供个理解华夏文明重新进入中亚历史平台。们知道，近代华夏政治体重新进入中亚是从清朝与准噶尔争夺草原统治权开始，但如果仅仅从强权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来观察这个重新进入，容易忽略中亚社会内部政治发育及其在适应新政治秩序过程中所发生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事实上影响新政治秩序本身形式及其变迁。
华夏文明西部边界波动历史，不仅是华夏文明历史，更是西部地区各古老社会历史。当们这
说时候，们应当想到是那些活生生、由人群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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