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你看雨果的《九三年》里面，他也写到路线斗争，但是他，怎么回事，不像我们这样。他的路线，分歧在于对人类命运的不同认识，而我们的，就好像拉帮结派。大概还不是事实本身的缘故，还是审美能量，他们大概有一个叙事的传统。
张新颖：我们的文学就是抒情文学比较发达，叙事文学不发达
看法国大g,m也是过了一百年以后雨果他们才写。中国人写大事件写得好的很少，是时间不够，还是什么问题？
张新颖：是不是艺术家个人的力量太薄弱，就是一写大事件的时候，那个大事件本身就把你给左右了。
王安忆：还是太现实呀。
张新颖：比如说我们也有这种写比较近的历史的，像现代一百年的历史，也有很多作品，你发现作家一去写这个的时候，整个历史的结构本身它就限制住了你，就是你个人没有力量去重新创造一个历史的结构，虽然可能写这段历史的时候，你的观念和以前的观念正好是相反的，或者有什么不同，但是那个历史的结构还是一样的，而且更要命的是，这个历史的结构就直接成了文学作品的结构。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类的作品它看不出作家的那个个人的创造力来。
王安忆：我在想是不是太近的原因。“文化大g,m”之前总是简单化的，正义和非正义之间，道德和非道德之间，现在呢，思想是解放了，材料也多了，也更接近于真相，却又落到路线斗争，派系斗争，又有什么意思？
张新颖：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其实是蛮模式化的。
王安忆：蛮模式化的。大概毛病出在哪里？我就是在想，如果我写“文化大g,m”，这是我唯一经历过的g,m么，其他g,m我还没经历过，而我很难把它审美化，怎么审美化？红卫兵运动，它到底要追求什么？很不清楚的，法国大g,m有它追求的东西，自由，平等，“文化大g,m”它到底想要干什么呀？真的不知道它要干什么。可能我们出毛病了，我们没有力量审美化，像雨果他们有一种力量将事实审美化。好像离我们近的历史看看都是很阴暗的，清史有什么好的，也很郁闷，明史更阴暗了。
张新颖：好像在中国人的趣味里面，有一种对阴暗的兴趣，比如说如果你写权力斗争，很多人有这个趣味去看，去看阴谋，去看权术，这样的小说电视剧啊总归是受欢迎的。
王安忆：那么作为创作者来讲，应该有自己的标准，应该有自己的取向。
张新颖：我们的创作者其实也有这种趣味啊，你发现有些人就写得津津有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