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这一代里面的汪曾祺，也很特别。
王安忆：汪曾祺也应该算是和我母亲，和宗璞是一辈的，但他又是另一种，他是比较民间的。这个老头子蛮好的，他真是叫作亲切啊，他很有趣，和他在一起非常舒服，我和他接触是比较多的，我到现在还记得和他一起领奖，领全国奖的时候，说话也不多的，但是他老是给我教诲，他说王安忆你一定要学习好的语言，一定要学习北方话。我说为什么，南方话不好么？他也不多说，也不说南方话不好，就是说你要学习北方话，你要学习北方话。
张新颖：他家乡江苏高邮这个地方，算南方算北方？
王安忆：应该算北方的。这是一次教诲。还有一次教诲，一九八七年，我们在香港的时候，他是从美国聂华苓的“国际写作计划”过来，乘游艇，我们一帮年轻人和他打打闹闹的，然后我们就问他，写不写长篇，他说我不写长篇，从来不写长篇，好像对于长篇是鄙夷的态度。我们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写，他不说，后来他说了，他就说短篇最好，短篇就是把你必要说的话说出来，长篇是把你不必要说的话说出来。他讲话很好玩的，这是一次教诲。再有一次教诲也很好玩，那次是金山国际会议，也是八十年代，他呢是用夸奖的方式，他就看我的发言稿里面用了“聒噪”两个字，他就问我这是哪来的，这样追根溯源，我讲不清楚的，说不知道，他说你好好想想这两个字哪来的，他意思是说你还有点水平，用这两个字，那我就仔细想是在哪里看到的，想了半天我就说是在《约翰.·.克里斯朵夫》里面，他就说对呀，这是谁翻译的，傅雷翻译的呀。这是又一次教诲。他很有趣。
张新颖：这一点是他比较独特的，很注意文字。注意到一个“聒噪”，又想到傅雷。
王安忆：他非常注意文字。还有一次在杭州的时候，他问我，你妈妈还写不写？我说不大写了。那时候已经到九十年代了，我说我妈觉得写作已经挺痛苦。他就说，她怎么会觉得写作痛苦呢？他说我都是喝了二两酒，吃点茴香豆，然后开始写，写作是很享受的。那次我们在杭州的时候，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长一些，大家都非常随便了，就有一天谈到了《沙家浜》，他说，“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开张”两个字用得好，他问你们知道谁写的？我们说不知道，他得意了，竖起大拇指：“我！”他非常得意，说“开张”这两个字写得好啊。
张新颖：好像汪曾祺不仅给你一个人的印象是这样，你们几个年轻的作家都觉得他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