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师
彼得·里斯
他位于金融城的办公室里陈列着稀松的办公家具。一本杂志放在他的桌子旁边,封面是芝加哥,虽没有紧挨着桌子,却跟桌子平行。他坐在那里,穿着干净挺括的白衬衣。
人们总是这么问我:“伦敦最终建成时,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我说,怎么说呢,看起来死气沉沉的呗——一个最终建好了的城市,就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城市。最接近最终建成的城市,是米尔顿·凯恩斯(1)或者是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或者是华盛顿特区这些地方。这些地方都是新建的,规划时用力颇大,只有单一发展时期,但是后来总是出现各种问题,原因就是整个发展过程不够有机。像伦敦这样从社区和村落融合,慢慢进化、转变成为大城市的都市,会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它有一种自我进化的能力。巴黎别无选择地建造了法兰西岛,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巴黎中心区放进大型的现代大厦——这样的摩天大楼必然会毁掉这个布满古典建筑的美丽城市。这么说来,伦敦十分幸运,因为它至少不像巴黎那样遍地都是古典建筑。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克里斯多弗·雷恩没有得到灾后规划的机会。如果当时接手规划的是他,那伦敦今天肯定不是一个金融中心了,雷恩必定要把它打造成巴黎那样的艺术之都。这个城市会固化、沉静,被奉若珍宝地保存起来。
有时候,这种感觉让我很糟心。我是出了名地爱整洁;我的朋友来看我时,会恶作剧地把我墙上的画移动一下,看看我能不能发现,又或者是偷偷打开我的柜子,看看里面是不是也一样整洁。我看着一座乱糟糟的城市,就特别想把它好好收拾一下。当然了,我不可能完全做到,因为限制和压力都太多了。我看到有的东西不在该在的地方时,或者在金融城里散步时看到什么东西被破坏了,就真的感到特别糟心。但是,我得告诉自己,那样的“错乱”,其实正是那个地方生机勃勃、充满韧性的证明。东西会坏、会被磨损,证明需要更新和改变。
其实,规划过程是很艰辛的,因为我们在工作时会发现,我们在做的,只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进程中的极其、极其小的一部分,我们更加会意识到,我们对这座城市的影响比起它自身的生命历史,简直微乎其微——一座城市、或者说城市的一个部分,比起一个人、甚至一个委员会或者组织,都重要得多,也强壮有力得多。在建筑和设计方面,城市规划能起的作用不大。我们的作用其实通常是把糟糕的东西稍微改善一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