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地全部寄回家去，以供父亲
吃药和疗病。
按理说，老天爷总是睁着眼睛，似乎连他睡觉时，也许都还总睁着
只似公不公眼。这样，他害怕
家苦难过多而累积成种爆发灾难——因为灾难总意味着种结束和重新开始，所以他让大姐饱尝
十七年病苦后缓轻下来，继而，又让们兄弟姐妹，如接力赛样又开始疯跑在为父亲求医问药人生道路上。那时候，大哥已经是每月二十六块八毛工资邮电局临时投递员，他每天骑车跑几十公里山路投信送报，吃食堂最差菜，买食堂最便宜饭，有时候，索性天只吃早晚两餐，把勒紧裤带节余下钱送回家里；大姐因身体虚弱，被照顾到小学教书，每月也有十二元民办工资；二姐除种地、帮母亲洗衣烧饭，也不断去拉沙运石，跟着建筑队干些体力零活；母亲，还有母亲，她比她任何个儿女，都更多地承受着几倍物质上和精神上压力，上至下地耕作，下到喂猪养鸡，外到每个儿女婚姻大事，内至每天给父亲熬药倒痰。可以说，父亲生命，几乎全都维系在吃药和母亲照料上。所以母亲每天少言寡语，总在默默地承受，默默地支撑。母亲粗略地核计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那几年，父亲如果哪天有五至六元钱用于药品，那天父亲日子就会好过些，如果没有这五到六元钱，他就难熬那天因逃离而留给他苦难。可在那个年月，每天有五六元钱，又谈何容易呢？加之大姐、大哥婚事，住房漏雨需要翻修，和吃盐烧煤日常开支，家里窘境，其实已经远远超过大姐病重时候。
九八二年冬，父亲病愈发严重，那时已经是个有四年服役期老兵，是师图书室管理员，家里在窘到极处时，父母想到，想到部队医院。这方面，因为部队医院隐含定神秘性；另方面，也是考虑到部队医院可以周旋着免去医疗费。于是，请假回家去接父亲。记得是哥哥把、父亲和母亲送上百多里外洛阳至商丘火车。火车启动时，哥哥在窗口和告别说：“父亲病怕是不会轻易好，无论好坏，你都要让父亲在医院多住些日子，是医院都比家里要好。”哥哥说：“让父亲在医院多治多住，就是有天父亲下世不在，们弟兄心里也可以少些内疚。”正是怀着少些内疚心情回去接父亲，可天黑前下火车，到师医院门口，父亲突然把叫住，把母亲叫住，说：“从生病以来，没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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