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社会上层，足够富有，可以跻身当地寺庙的主要捐献者之列。全职棉纺织品制造者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出现了。例如，在14世纪的明代中国，“织造局”出产质地更好的纺织品，那里集中地雇用了几千名工匠。在奥斯曼帝国的托卡特城，技艺高超的织工生产出大批量的棉纺织品。巴格达、摩苏尔和巴士拉以及伊斯兰世界其他大城市里，都有大型的棉花作坊。事实上，用于指代优良棉纺织品的muslin来源于Musil一词，这是库尔德人对摩苏尔的称呼。在巴马科，今天的马里首都，将近600名织布者从事纺织生产。与此同时，在被称为“西非的曼彻斯特”的卡诺有着庞大的棉花产业，给撒哈拉地区的人们提供布料。16世纪90年代，廷巴克图已有26家棉花生产作坊，每个作坊都有50名或者更多的工人。大阪也有成千上万的工匠织造棉纺织品；到18世纪初，整个地区的作坊雇用了三到四万工人。32
随着作坊越来越普遍，一种新型织工也变得越来越普遍：一个专门为市场销售而生产的个体，通常是男性。但是即便作坊在兴起，这种为满足市场进行的生产也通常发生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发生在家庭而不是作坊中。使这些农村市场供应者有别于那些为了生计从事生产的人的是，他们依赖全球商业中一种新兴力量：由商业资本组织起来的外包网络（putting-outnetworks）。在这些将构成19世纪机械化棉花生产核心的网络中，纺纱工和织工为城市商人制作纱线和布匹，而商人将这些纱线和布匹收走，在远方的市场上贩卖。商人资本家和生产者相互联系的特定方式差别很大。例如，在印度次大陆，虽然农村织工依靠商人为他们提供资本，以购买织布时所用的棉纱和维持生计的食物，但他们大体上自己拥有织布工具，工作时不受监督，而且对产品享有一定的处置权。相比之下，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农村织工享受的权力相当少。例如，在奥斯曼帝国，商人将棉花和纱线预先提供给农民，由农民来纺纱和织布，再把产品卖回给商人，赚取一点利润。他们与印度织工不同，对自己的产品没有任何处置权。在中国，商人也对产品拥有很大的生产控制权，“他们购买原棉，在当地市场上将其外包给农妇去纺织，在市镇的作坊里染轧，随后贩卖到全中国”。实际上，商人控制着生产的每一个阶段，预示了他们在19世纪缔造横跨全球的棉花帝国过程中的中心作用。33
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棉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