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密切的联系。引人注目的是，与南亚和非洲很多建立已久的棉花产地相比，这些以奴隶劳动为主的地区格外容易被欧洲资本和资本家改造，以适应机器生产的模式。35
商人建立这些关系的最重要工具是以信贷形式存在的资本。信贷这根魔杖使得商人可以重塑自然、清理土地、移除本地居民、购买劳动力、生产一定品质和数量的作物、满足制造商及其现代化棉花机器的贪婪胃口。就目前而言，在没有奴隶制的情况下，这些重要的步骤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
这些商人最终能够成功，不仅在于他们有能力组织复杂的交易，运输大宗商品，而且还在于他们有能力把工业生产的节奏注入农村。我们仔细阅读任何种植园账簿就会发现，欧洲信贷使得种植者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和奴隶，并且是他们从一个收获季节撑到下一个收获季节的重要支柱。不太明显，但更重要的是，伦敦货币市场把工业资本主义的逻辑潜移默化地转移给种植者的能力。这就是新奥尔良棉商W·诺特（W.Nott）描述的联系：1829年，托马斯·巴林给新奥尔良的W·诺特公司（W.Nott＆Co.）提供了1万美元的信贷额度，相应地，诺特又能够预付资金给“田纳西州的种植者，期待他们以出售的作物所得，偿付承购商所开立的汇票——而这些汇票之所以被广为接受，是因为人们相信种植者会允诺交运他们的收成，这是在收成交给接受方前8、10甚至是12个月就交付了的定金”。他继续说，这样的交易相对安全，因为“J·W公司对每一个种植者的地位和性格非常了解，而且至少有一个种植者长期住在纳什维尔……在预付大约相当于一个季度2.5万至3万包棉花的资金时，他们所依赖的并不是承购商的签字——这位承购商可能无法提供这个数字的十五分之一——而是在于种植者可以准时地向这些承购商递交其作物，以符合汇票的要求”。36
除了直接向种植者提供信贷，欧洲和纽约的商家还投资南方的国家债券和银行，为棉花种植的进一步扩大提供资金。1829年，巴林承销了路易斯安那发行的用以资助路易斯安那种植者联合会银行的国债。虽然银行是1828年由种植者——其中最重要的是巴林的朋友爱德蒙·福斯托尔（EdmondForstall）——建立的，但当它证明不可能筹集足够的资本时，路易斯安那州最终担保了这些债券。债券发行后，巴林便买下了价值166.6万美元的债券。两年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