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athbone）在一封典型的19世纪中期的信件中提到开罗、亚丁、巴勒斯坦、亚历山大港和法国等不同地方的商业伙伴或亲戚。在勒阿弗尔，正如在亚历山大港、利物浦和孟买一样，商人来自世界各地——事实上，只有少数大商人是勒阿弗尔古老世家的成员。拉斯伯恩和其他商人居住在一个跨国社区，他们在这里旅行得很轻松。在相隔遥远的城镇里，人们从事着类似的行业，穿着类似的衣服，住着类似的房子，阅读类似的书籍，对人性和政治经济学有着类似的意见，甚至可能也属于同一个家庭。72
这些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凝聚在一起，并由他们所建立的机构所强化，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发展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很早就明白，他们的贸易深深植根于地方、国家和全球的政治之中。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似乎本能地认识到，国家不干预市场，而是构成市场。他们的日常经验告诉他们，全球贸易不是从自然状态下产生的，而是通过谨慎的、有意识的管理才能发展起来的。因此，根据利物浦棉花经纪人塞缪尔·史密斯的说法，政治无处不在：“由于我们的业务涉及很多和国外的往来，而且受到外交事务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战争和对战争的恐惧的影响，我们自然就成了敏锐的政治家。”73
随着商人成为“敏锐的政治家”，意识到国家对于他们整合棉农、棉花制造者和棉花消费者的宏大工程的重要性，他们遇到了许多与自己有着共同倾向的统治者和官僚。欧洲各国越来越依赖包括棉花资本在内资本快速积累所产生的财富。因此，这些政治家往往有求于资本家，而且当这些资本家集体组织起来的时候，政治家往往顺从他们的意志。欧洲各国不同于同时代的日本、中国等国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它们的国家能力，而且还在于它们会回应产业资本的需求。74
尽管商人们会就各种大小事务向其z.府进行游说，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贸易基础设施。码头、仓储设施、铁路和水路运输的建设在商人的议程上优先级很高，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到货物和信息在新兴的全球经济中的流动速度，而流通速度决定了积累的速度。75
虽然贸易看起来可能相当随便，不受规范，只因少数人的一时兴起而变，但是贸易最终也依赖各国设计和执行的法律框架。不出所料，商人花费了大量的政治能量来加强这一法律秩序，使之符合自己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意无意地增加了国家的能力。公约虽然被商人自己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