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所有者获得更多政治权力，他们迅速采取行动控制非洲裔美国人的劳动力。当重建后的“救赎者”立法机构修改了留置权法，赋予地主对于棉花作物的首要拥有权（primaryclaim）时，负债的自由民沦入了一种依赖状态，连分享作物的佃农制曾经得到的少量讨价还价的能力也丧失了。另一重打击来自立法者对刑法的修改，新的“刑事法使得种植园工人易被逮捕、定罪和监禁［因为负债］，还剥夺了佃农种植庄稼的权利，从而将他们削减到与受薪工人同等的法定地位，限制了传统上获得自然的恩赐的权利”。1872年，佐治亚州最高法院甚至“否定了佃农决定种植作物的权利和对所种植作物的法律权利”。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法院把佃农界定为受薪工人而不是租户。土地所有者还使用国家机器来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例如，1904年，密西西比州立法机关制定了一项新的流民法，旨在将“黑人懒汉赶到田间”。地主和农村耕种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与奴隶制下的有着根本不同，但到了19和20世纪之交，棉花种植者仍然生活在贫困中，没有什么权利，也没有政治声音。2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地主巩固自己在区域内的权力的同时，他们自己经历了历史学家斯蒂芬·哈恩（StevenHahn）所说的在国家经济中“权力的急剧不可逆转的衰落”。由于棉花价格下跌，他们消费的商品面临保护主义关税，再加上资本稀缺和成本过高，他们在内战期间出现的国内工业化政治经济中沦为次要角色。从全球范围内，这批棉农从未像商人那样强大，但在内战之前，他们还能享有地区政治控制权和非常显著的国家政治影响力。但是现在权力决定性地从原材料供应商那里转移出去。虽然他们当时不知道，但南北战争剥夺了世界上最后一个政治上强大的棉花种植者群体的权力。从棉产品制造商的角度来看，这种边缘化稳定了棉花的帝国，使得为保护奴隶制而出现的那种动荡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很小。26
如果说奴隶转型的佃农为世界市场生产更多的棉花，那么南方内地的白人自耕农也是如此。在奴隶制期间，白人自耕农仅出产少量的棉花，他们一般种植自给作物。然而，战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在那些棉花生产一度处于边缘地位，并且家庭依赖自给作物和家庭手工业为生的地区，种植棉花成为了首要工作。比如，从1860年到1880年，在佐治亚州内陆的大部分白人农场中，相对于每千蒲式耳玉米，棉花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