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经济的项目也日益成为一个国际项目，1905年后开始定期举行的国际棉花大会就是最好的象征，这些大会聚集了曼彻斯特、维也纳、巴黎、布鲁塞尔、米兰、伦敦、斯德哥尔摩和亚历山大港等地的商人、制造商、种植者和官僚。到1927年，有17个国家参加。他们讨论了世界各地的棉花种植条件，并试图确定最佳做法。他们还审查了增加棉花产量的模范性努力，例如详细讨论了德国在多哥殖民地从事棉花农业方面的经验。这些大会是全球资本家和官僚之间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讨论如何协调大都市经济对周边廉价而丰富农产品的需求与新的劳动力形式。在巴黎，殖民事务部的专家成立了一个“殖民地劳动制度委员会”（CommissionduRégimeduTravailauxColonies）；在柏林和芝加哥，新兴的社会科学家探讨了采用“自由劳动力”制度获得农产品方面的可能性；西班牙驻巴黎大使请法国殖民事务部长报告法国在解放劳动力方面的经验及其对劳动力供应的影响。孟买的英国殖民当局研究了俄国在中亚的劳工动员情况。20世纪10年代，日本农商务省着手扩大朝鲜殖民地的棉花种植，调查欧洲国家利用“自由劳动力”在殖民地种植棉花的努力。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后殖m;主义和后资本主义政权同样渴望从这些经验中吸取教训，并且常常以一种急切的激进主义来实施这些教训，甚至超越了其老师的g,m性设计。世界上少数地区有竞争力的民族国家得到加强，有着重建全球农村的强烈愿望，并将它们的政策嵌入在超越任何特定民族国家的战略之中。国家的形成和全球化再次携手并进。75
虽然“自由劳动力”的困境仍将是全球对话的核心议题，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从棉花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因解放棉花种植工人而给棉花帝国带来的危机已经得到解决。资本家和各国利用工业资本主义的工具改造全球棉花种植农村的新能力，使更多的棉花在利物浦、不来梅、勒阿弗尔、大阪和波士顿等港口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国家力量的重组如此成功，以至于利物浦的棉花价格不仅恢复到美国内战前的水平，而且进一步下跌。1870年，美国一磅棉花售价24美分；1894年，价格降到了7美分，低于内战前的价格（当时大约11美分）。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一直促使世界各地农民种植棉花用于出口，因此，该协会也于1872年解散。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