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多哥或印度，通过香港的纺织厂，然后运到越南的缝纫店，最后来到堪萨斯城的服装架上，这是司空见惯的事。这种距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新鲜的是这些运输棉花的复杂网络维系在一起的方式。沃尔玛、麦德龙和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取代了制造商或棉花商或布商，开始主导连接承包商、分包商、农民、工厂和血汗工厂的商品链。制造商不再把他们的产品“推向”消费者；相反，产品被零售商“拉”过大洋，并使制造商、承包商和工人相互竞争，来保证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成本。8
商人的再次崛起，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以零售商和品牌服装销售商的形式再次扮演关键角色，是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当然，在某些方面，他们的权力让人想起19世纪上半叶商人的重要性。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棉花帝国的核心角色一直是与制造商联合起来的国家。各国在改造全球棉花种植农村的大项目中走在前列，并在这一过程中为民族制造商，以及在谨慎的限度内为组织起来的纺织工人发挥了中心作用。这些趋势在20世纪进一步加速。举一个最突出的例子，英国z.府在1941年为了应对战争条件，接管了整个棉花市场，包括原棉的采购和分销。战后，z.府继续控制棉花，令利物浦棉花协会深感遗憾的是，z.府原棉委员会（RawCottonCommision）仍然是英国棉花的唯一购买者和分销商。这些建立了一个覆盖全球的网络的商人沦落到乞求z.府考虑他们的利益的地步。1946年《纽约时报》说：“很难想象对整个自由世界市场体系还有更直接的打击。”然而，《纽约时报》的编辑们也准确地指出：“这一针对棉花的行动似乎说明了当下全世界官僚对自由市场的不信任……以及他们对z.府‘规划’的魔力的无限信任。”直到保守党z.府上台，并于1953年通过《棉花法案》，利物浦市场才重新开放，但即便如此，它仍继续保持了“补贴、关税和汇率失衡”组成的结构。利物浦棉花协会正是为了应对“商人因素在市场中的收缩”，最终在1963年重组自己，并出售其家具。9
在大西洋彼岸，z.府在棉花产业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应对20世纪20年代毁灭性的农业危机和随后的大萧条，罗斯福新政成立了农业调整管理局（AgriculturalAdjustmentAdministration），负责监管生产以满足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