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暑假始于一场长途旅行，终于另一场更长途的旅行，弗格森来回一共坐了四次坐飞机，先去了加利福尼亚（他自己），后去了巴黎（与他母亲和吉尔一起），在那儿度过了整整两周半不用担心会撞见安迪·科恩的悠闲时光。两次旅行之间，他就在滨河大道的家里待着，没有去塔利亚，但尽可能多地看了些老电影和新电影，参加了两个户外篮球联盟，并在吉尔的建议下第一次读了一些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巴比特》《曼哈顿中转站》《八月之光》《在我们的时代里》《了不起的盖茨比》），不过，对十五岁的弗格森而言——在高一升高二之间的几个月里，他一次都没见过安迪·科恩——那个暑期最令人难忘的地方是第一次坐飞机旅行，以及在加利福尼亚和巴黎看到和做过的一些事。当然，难忘并不意味着所有记忆都很美好，但就连那些依然让他痛苦万分的不那么美好的记忆，也来自一份最终证明对他很有启迪意义的经历，现在学到教训后，他希望以后永远不会犯同样的错。
加利福尼亚的旅行是米尔德里德姨妈送他的礼物，这位行踪一度飘忽不定的神秘亲戚，1959年曾拒绝参加妹妹的婚礼，而且似乎不想再和他们家有任何来往，不过，自从那场莫名其妙的翻脸与绝交之后，她又回了纽约两次，一次是1960年她父亲的葬礼，另一次是1961年她母亲的葬礼，回到家人中间后她和妹妹重新相处得还算不错，和新妹夫的关系甚至还要好一些，她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第二次回纽约时，米尔德里德主动来滨河大道的公寓赴了一次晚宴，席间客人之一是她的前夫保罗·桑德勒，这位弗格森曾经的姨夫，依旧和阿德勒——施奈德曼一家走得很近，而且他居然还带来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朱迪思·博甘，一个心直口快、敢想敢说的画家，让弗格森佩服的是晚宴上他姨妈轻松淡定、应对自如，一会儿和前夫谈笑风生，仿佛他们之间根本没什么陈年往事，一会儿又和吉尔讨论尚未完工的林肯中心的建筑进度，一会儿放下身段赞美她妹妹近来拍摄的一些照片，一会儿又追问弗格森各种虽然出于好意，但却颇有挑战性的问题，比如看了什么电影，篮球打得如何，还有青春期的痛苦云云，然后，她又突然间心血来潮，邀请他去帕洛阿尔托——她掏腰包——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学年结束后，她外甥会飞过去和她待一个星期。过了两小时，当最后一位客人消失在夜色中之后，弗格森问他母亲，为什么米尔德里德姨妈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