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许多具有开拓意义学术成就。
苏先生曾经参加、主持和领导过许多重要遗址和墓葬发掘与研究。比如30年代他参加宝鸡斗鸡台遗址发掘,这是国考古学初期项重要发掘工程。50年代他曾经协助夏鼐、郭宝钧主持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进行辉县发掘,亲自发掘结构复杂固围村2号战国大墓。他亲自主持西安附近考古调查,首次辨识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并判定其与当地仰韶文化和西周文化相对年代。他还曾主持洛阳附近考古发掘,勘查东周时代“王城”遗址,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断代标尺。
据说就在宝鸡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在回填墓土时候发生起事故,有位民工不幸被砸身亡。[5]善后工作完毕后,经费所剩无几,如果没有钱话,发掘工作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苏先生就写封信,让他非常信任好友,也是考古队成员白万玉从宝鸡到西安,向自己哥哥苏秉璋筹款。原来苏家是华北地区开纺织厂有名实业家,在西安还有自己家棉纺厂,家族企业是由苏先生哥哥苏秉璋打理。信送到后,苏秉璋就立刻准备五百现大洋,让白万玉带回宝鸡。斗鸡台遗址发掘工作当时是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6]负责。对于自筹经费用于考古发掘事情,苏先生自己只字不提。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大家才知道苏先生原来有如此显赫家族背景。他给大家印象,就是个读书、考古、埋头写文章知识分子,从来不提及自己家事和背景。
“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沦陷,他所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度经费断绝。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当时些研究所人员将重要研究资料秘密装箱转移到其他地方妥善保管,后来又统运往昆明。这批资料包括斗鸡台遗址发掘全部田野记录、图纸、稿件、卡片和照片;还有关于北平庙宇调查资料和响山堂石窟寺调查资料,包括大量文字记录、测绘图、照片和拓片。他后来在昆明研究工作,就是集中编写《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考古报告。这本考古报告在1948年出版,大16开本,正文289页,约20万字,100多幅插图。报告总共印400本,很多照片都没有刊印出来。
苏先生有个“绝活”:闭着眼睛摸陶片,摸得特别准。他在考古发掘现场,反复强调做考古人要亲手摸陶片,这给学生们留下很深印象,觉得他太神奇。摸陶片已经成他种习惯爱好。他对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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