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者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实事求是研究
传统，这是
本人文科学研究成果，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自觉。他用古代遗传实物来实证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过程，在中国人面临空前大转型时刻在学术方面集中
考古学界几代学者研究成果……”在这本书前言里，苏先生提出关于学术界存在着“两个怪圈”问题。“第个怪圈”涉及中华文化大统观念，以及那些被视为正统和普遍适用理论。他用考古学研究所得证据批驳相关谬误。他认为历史文献记载和表述需要给予新解释，黄河中游地区也不应再被视为中华文化唯发源地。“第二个怪圈”涉及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发展观片面理解。他认为，以往世界史学界对于希腊、罗马和日耳曼发展史研究，不能照搬过来说明中国历史沿革。他不同意那种总是把前朝贬斥为异邦观点，中国现代文明在他看来，是融合六大地区各自独立发展文化结果。苏先生始终认为考古学必须正确回答“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形成、统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等问题，由此，考古研究才能上升为历史研究。[8]
苏先生还较早利用类型学方法，成功地进行周秦墓葬和瓦鬲分期研究，提出周文化渊源等问题。他根据楚墓中具有鲜明特征，并有自己脉相承发展序列陶鬲，将其列为认识楚文化典型器物。他认为这些携带楚文化特点“楚式鬲”“鼎式鬲”“斝式鬲”基本结构和特征，与流行于中原地区“殷式鬲”“周式鬲”不同，自成体系。他不仅对楚文化形成发展有独到见解，而且对晋文化研究也有系统理论。“晋文化”概念就是由他率先提出。关于晋文化，他还有首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与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苏先生很谦虚，自嘲为“四句歪诗”，但其实这四句诗简明清晰地概括晋文化来龙去脉。他认为晋文化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在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裂变而成，指出晋文化研究不要受“曲村—天马、上马、侯马”这“三马”束缚。他认为“周代到平王东迁已经名存实亡，东周几百年重心，特别是政治上最稳定力量，已经转移到晋国”[9]。苏先生开创区系类型学理论，把中国考古工作推向个新阶段。
90年代初，苏秉琦先生还提出“中国史前史”目标，他说史前史不等于史前考古学，而应当是把考古学、历史学、人类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可能部分章节内容会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