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常书鸿、段文杰两位老院长,还有敦煌研究院早期同仁。每年清明,全院上下都会去宕泉河畔扫墓。
第个安葬于宕泉河畔是李仁章,他是位年轻雕塑家,曾经在延安鲁艺任教,研究所把他借调来临摹莫高窟唐代洞窟雕塑。1964年,莫高窟南区崖体和洞窟正在进行加固,搭起高高脚手架。当时传来国第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消息,李仁章情绪十分激动,加之部分脚手架还没有绑好,他不小心踩空摔下去。当时从外表看什伤口都没有,大家马上把他扶起来送往医院,路上他还直说自己没事。结果没想到是内出血,当时敦煌医疗条件很差,他就这样直出血,几个小时后就去世。他去世时候只有三十二岁,非常可惜。们最后把他安葬在宕泉河畔山坡上。
第二个安葬于宕泉河畔是许安,她生于1936年,原本在铁路上工作,为解决与丈夫两地分居问题,60年代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来当会计。她是两个孩子母亲。同样是因为敦煌医疗条件落后,她两次剖腹产引发肠粘连,最后死于肠梗阻。她走时候是1976年10月份,记得特别清楚,陪着她丈夫李先生坐着敞篷卡车送她到三百多公里外玉门去火化,取回骨灰后在宕泉河畔安葬。许安离开时候也才四十岁。她和李仁章其实都死于落后医疗条件,令人惋惜。
第三个安葬是毕可,他在文物研究所工作时间不长,1957年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后来饿死在那里,年仅三十岁。
常书鸿先生1994年逝世,们为他在宕泉河畔举行隆重安葬仪式。段文杰先生2011年逝世,同样安葬在宕泉河畔。这以后就有“w.g”前到研究院工作老同事问,他们走以后是否可以埋在宕泉河畔。到敦煌时候,算在内研究所共有四十八名职工。后来有人调走,有人去世后葬在别处,有人还健在。现在研究院已有近千名职工,如果每个人都葬在宕泉河畔,根本没有这大地方,更何况国家已经出台规定,文化遗产地不能作为安葬陵园。为此,们甚至还考虑过要不要把现有墓统统迁走。最后经商议决定,常书鸿、段文杰等老前辈生奉献于莫高窟,已长眠于此,人数不多,为永远学习和纪念他们功绩和精神,他们墓都不迁。但地面上已有坟头都要符合规定,常书鸿、段文杰两位先生用立式墓碑,其他前辈用卧式墓碑,以后葬者不再起坟头,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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