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首肯。于是，我们这位年轻的女演员轻而易举地收获了荣誉和声望。
一九二一年，安娜成了全俄电影联盟的成员，也因而有了进出联盟成员特许店的资格；一九二二年，她被授予了彼得霍夫附近的一处别墅的使用权；一九二三年，他们又把一位前皮毛商的豪宅给了她，宅子里有镀金的座椅，绘有装饰画的衣橱，以及路易十四风格的带镜子的梳妆台。这些东西本身就可以用作罗索托斯基任何一部电影的道具。正是在这幢豪宅中举办的聚会上，安娜学会了从楼梯上逐级而下的古老艺术。她手扶栏杆，身后拖着一袭长长的丝绸礼裙，一步步地从楼梯上款款而下；而楼梯脚下，画家、作家、演员和党的高级干部都在众星捧月般地等着她。(9)
然而，对任何政权而言，艺术是它所有的奴仆中最不真诚的那一位。不仅因为创造艺术的都是些异想天开之辈，也不仅仅因为那些人不喜欢仰人鼻息，或对简单地重复他人深恶痛绝，重要的是，有时候艺术的含义含混得令人头疼。一段经过精雕细琢的对话原本可以明白无误地传达出说话者的用意，但这时，稍微加上些嘲讽的语气，或者将眉毛轻轻一挑，它便会立刻前功尽弃。事实上，它有时会给人一种与说话人的本意完全相反的效果。所以，当局为什么要时不时地对艺术的导向进行重新考虑和调整也就很好理解了。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它们自己能保持一致也得这么做。
果然，当安娜主演的罗索托斯基的第四部电影（她在该片中扮演一位被误认为孤儿的公主，而她爱上了一位被误认为王子的孤儿）在莫斯科举行盛大的首映式的时候，一些坐在乐队席里的精明人士已注意到，年轻时如此招人欢迎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索索”的总书记，今天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一边看着银幕一边露出会心的微笑。于是，他们本能地把自己的热情也强压下来。这样一来，首先是夹层楼的气氛受到了影响，接着这种受到影响的氛围很快就蔓延到了包厢里，最后，剧场里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首映式后的第二天，有一位崭露头角的党组织成员给《真理报》写了一封公开信（该党组织成员那天晚上就坐在“索索”身后几排的一个位置上）。他承认，这部电影非常有趣，可是，我们从罗索托斯基这些接二连三回归到公主和王子时代的电影中又能学到些什么呢？华尔兹、烛光和大理石台阶？我们难道从他对过去的痴迷之中嗅不出一点可疑的怀旧情绪吗？而且，个人奋斗和个人胜利难道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