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它变了吗？”安德烈在问。
“是的，”埃米尔说，“和金字塔的变化一样大。”
“三巨头”的成员正沉醉在昔日玫瑰色的回忆中难以自拔，这时，埃米尔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了，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他便是博亚尔斯基餐厅每日
这回，轮到埃米尔感到难以置信了：“我们和别的国家还有文化交流？”
“显然有，如今，我们正把我们的艺术家派往世界各地。四月，我们的芭蕾舞团将前往纽约；五月，我们将派剧团去伦敦；而六月，我们则会派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交响乐团到明斯克、布拉格和巴黎，而索菲亚将在巴黎歌剧院演奏拉赫玛尼诺夫(1)的作品。”
“这真是不可思议。”安德烈说。
“太棒了。”埃米尔说。
“我知道。”
“巴黎？”
安德烈问这话的时候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埃米尔说。
“法国……巴黎？”
埃米尔的眉头皱了起来：“你没喝醉吧？你是头被撞晕了还是怎么的？”
三个人都笑了起来，直到埃米尔拿着菜刀冲他的两位同事指了指：
“但她当之无愧。”
“哦，那是绝对的。”
“毫无疑问。”
三个人都安静了下来。他们都沉浸在各自对那座“光明之城”的美好回忆中。
“可那怎么可能呢？”餐厅主管问道。
埃米尔往身后的椅背上一靠，点了点头。因为只有这个问题才值得一个有智慧的人来答。
众所周知，在地球上所有的物种当中，智人的适应力是最强的。如果把一伙智人放在沙漠里，他们能种出棉花来给自己做衣服，能造出帐篷来安稳地睡觉，还会骑着骆驼到处走；若把他们放在北极，他们会用海豹皮把自己裹起来，睡在冰屋里，会用狗拉的雪橇代步。如果把他们放在苏联的环境下又会如何呢？他们将学会在排队的时候与素不相识的人友好地交谈；他们将学会把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地放在分配给他们的那半边衣柜抽屉里；他们还将学会在素描本上凭想象画出高大的建筑。也就是说，他们还是能够适应。但对那些在g,m爆发前就已经亲自到过巴黎的俄罗斯人来说，这种适应的一方面就是，接受一个他们永远都不能再去巴黎的事实。
“他来了，”见伯爵走进门来，埃米尔说，“你自己问他吧。”
刚坐下，伯爵便证实了这个消息。再过六个月，也就是在六月二十一日那天，索菲亚会去法国巴黎。当被问起这是怎么一回事时，伯爵耸了耸肩，答道：“苏外协。”也就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