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所以，命运在将伯爵置于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偷到一本护照这样充满挑战的境地之后，又给了他一个小小的安慰：在九点半时，他问那对芬兰夫妇是否想看看推车上的甜点，他们婉言谢绝了，原因是他们已经又累又困了。
午夜刚过，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门已经关上。向安德烈和埃米尔道过晚安后，伯爵沿着楼梯来到了三楼。他顺着走廊走了一半，然后脱了鞋，凭借尼娜给他的那把钥匙，他踮着穿着袜子的双脚溜进了322号房间。
多年以前，在某位女演员施展的魔法之下，伯爵曾加入过隐形人的行列。所以，当他踮着脚朝那对芬兰人的卧室走去的时候，他心里不住地祈祷：让维纳斯给他也罩上一层薄薄的水雾，就像为她那个在迦太基街头流浪的儿子埃涅阿斯所做的那样。那样，他的脚步会无声无息，他的心跳会静止不动，而出现在房间里的时候他便像空气一样不会引人注意。
此时正值六月下旬，这对芬兰人拉上了窗帘，以遮挡外面白色的夜空发出的光亮。然而在两块窗帘布交汇之处仍有一缕银白色的光漏了进来。借着这狭小的光亮，伯爵走到床脚，打量了一番床上两位客人的睡姿。感谢上帝，幸亏他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假如再年轻十五岁，他们现在肯定还没睡呢。假如年轻十五岁，他们一定才从阿尔巴特街吃完晚餐，而且喝了整整两瓶酒，跌跌撞撞地回到房间，现在说不定正搂在一起亲热。而年纪再大上十五岁呢？他们一定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夜里都得起来上两趟厕所。四十岁？他们的胃口能保证他们吃好，他们的自制力能保证他们不饮酒过度，他们的智慧让他们决定用一顿好觉来享受孩子不在身边时的难得时光。
没过几分钟，伯爵便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将这位先生的护照和一百五十马克的芬兰钞票弄到了手。他蹑手蹑脚地穿过客厅，悄悄地回到了走廊上。走廊里仍是空空荡荡的。
事实上，走廊空到连他的鞋子都不见了。
“该死！”伯爵心想，“一定是值夜班的员工顺手把鞋拾去擦鞋油了。”
在一番久久的自责之后，伯爵不得不安慰自己：也许明天早上，芬兰人会把他的鞋子交到酒店前台，然后，它们就会被扔进那一堆无人认领的物品中。他一边沿着塔楼的楼梯往上走一边想，除了这一件事，其他的都还算顺利。他也颇为欣慰。明晚这个时候……他打开房门时，心里还在继续遐想，却突然发现“主教”正坐在大公的办公桌后面。
一见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