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密切相关。日本女性接受教育，自己挣钱，然而家庭对她们的期望却没有改变。日本的工作周适合家有贤妻的男人，工作强度之大让一个仍需全心照顾家庭的女人无法应付。在日本，已婚职业妇女被称为“魔鬼人妻”。根据《卫报》（TheGuardian）报道，日本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0%的日本年轻女性称她们更愿意单身而不愿意进入“她们想象中的婚姻”。[4]《卫报》专栏作家阿比盖尔·豪沃斯（AbigailHowarth）报道称，日本有句古语“婚姻是女人的坟墓”，在今天已被改写成婚姻是“（女人）来之不易的事业的坟墓”。一名32岁的女性告诉豪沃斯说，“你不得不辞去工作，变成一个没有独立经济收入的家庭妇女”。
这是对我们社会的一个警示，当两性角色失衡，女性群体获得更大的自由而社会又无法适应时，两性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
天主教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如意大利有越来越多所谓的“妈宝男”，他们不满那些忙于事业的女性同侪对家庭事务的疏忽，因此到了成年还继续和可以为他们洗衣做饭的母亲生活在一起。粗算下来，意大利的结婚率（即每1,000人中结婚的数目）在1960年为7.7，但是到了2013年只略高于3。[5]
在德国，职业母亲被讽刺为“渡鸦母亲”，而且根据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只有2%左右的高级管理职位由女性担任，[6]同样从1960年到2013年，德国的结婚率大致从9.5跌至4.6，下降了一半以上。
相比于这两个国家，北欧国家的结婚率并没有急剧下降，因为在北欧国家，社会政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更加平等，这些国家通过出台政策和进行文化调适，支持女性享有更大的自由。从1960年至2013年，芬兰的结婚率只从7.4下滑至4.6，瑞典则从6.7下降至5.4。[7]这两个国家的女性初婚年龄中位数均在30岁以上，过去它们的结婚率低于意大利和德国，而现在却与它们持平，甚至超过了它们。
北欧国家不仅结婚率高于其他国家，双方互相有承诺的非婚关系也更加稳定，这说明进步的性别观念，可以提高人们从异性关系中得到的满足感和相互之间的责任感。在瑞典，同居伴侣的分手概率要低于美国，如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AndrewCherlin）指出，“孩子与未婚父母共同生活的瑞典家庭，相比于孩子与已婚父母共同生活的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