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相比技能阶梯下一级的才能仅有稍许优势，超级明星仍然会赢得大块市场。
在20世纪80年代，罗森研究这种现象的时候，他的关注重点在电影明星和音乐家，在这些领域有清晰的市场——比如音乐商店和电影剧院，观众可以接触到各种表演者，在做出购买选择之前准确地评估他们的才能。通讯和协作科技的迅猛发展使过去很多地方性市场转变成类似的全球化集市。一家寻找电脑程序员或公共关系咨询的小公司现在可以利用全球化人才市场达到目的，恰如音像店的出现使小镇的音乐迷可以抛弃本地音乐家去购买全球最棒乐队的专辑。换言之，超级明星效应在当今社会的应用远远超过罗森30年前所能预测的范围。在我们的社会经济中，越来越多的个体要与行业中的超级明星竞争。
所有者
在新经济形势下能够成功的最后一个群体是约翰·杜尔代表的一类人，他们是有资本可以投入新科技、促成大重组的人。从马克思以来，我们都能理解手握资本可以带来巨大的优势。然而在某些阶段手握资本，优势会更加明显。布林约尔松和麦卡菲指出，战后欧洲正是在错误的时间坐拥成堆现金的例子，迅猛的通货膨胀加上严苛的税收政策以惊人的速度抹平了旧资本。（我们或许将其称作“唐顿庄园效应”——“DowntonAbbeyEffect”。）
大重组时代与战后时期不同，是拥有资本的绝佳时机。想要了解个中原因，首先要回顾一下那个交易理论，它也是标准经济思维的核心组成部分，该理论认为金钱是通过资本投资和劳动力获得的，粗略讲来，回报将与投入成正比。数字科技的发展降低了很多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因而掌握智能机器之人的回报比例在提高。当今经济下，风投公司会向Instagram一类的公司投资，Instagram最终卖出10亿美元，而雇员却仅仅13人。历史上有什么时候人们能以如此少的劳动力带来如此巨大的价值？劳动力投入如此之小，回流到智能机器拥有者——在此处是风投投资人——手中的财富却如此之巨，这种现象是史无前例的。难怪我在写作上一本书时采访的一位风投资本家不乏担忧地向我承认：“所有人都想要我的工作。”
我们来归纳一下目前所讲的思路：根据我的调研，当下的经济思维认为，史无前例的科技发展和影响力为我们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重组。在这种新经济形势下，有三种人将获得特别的优势：可以利用智能机器把工作做得漂亮并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