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送往波尔多的监狱等待审判。弗德尔在军事特别法庭受审，审讯持续了整整一周，当地媒体进行了详细报道。关于“勒纳尔”抵抗军英勇战绩的详细情况不甚明了，但弗德尔为自己的辩护却是强有力的：他说那三个人都是德军的同盟，还说戴高乐将军在诺曼底登陆前就下达了命令，要不遗余力地将帮过德军的人绳之以法。他在圣萨比纳的所作所为在法国上下并不少见——他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弗德尔被判有罪，并被判处八年监禁，服刑五年后，他因表现良好提前出狱。
他再也没有回到圣萨比纳。出狱后，他回到在巴黎的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大获成功。他死于一九七一年，死时腰缠万贯。
那天晚上，和卢西恩·格尔斯在一起的人是贝尔霍姆医生的侄子。他们俩把我送回家，并解释了弗德尔事件的一些背景情况。按照卢西恩的建议，我去了波尔多，在西南区的新闻档案馆待了一整天。我记下了庭审的过程，并复印了一份，以极其遗憾的心情，将它们交给加布丽尔。我没有留下来看她的反应。
第二天，牌匾不见了。没过多久，从那座房子经过时，我看到它大门紧闭。看管房子的人说他们也不知道杜佩蒂特女士还打不打算回来。我给加布丽尔在巴黎的地址写信，说我很遗憾告诉她关于她父亲人生的真实故事，可贝努瓦·弗德尔的真面目不应该影响到她和我的关系，反之亦然。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回信。
我去见了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为自己的冒昧和冲动道歉。他非常宽厚地表示，他认为此事到此为止。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却有点惭愧——我没有相信自己的直觉，这些人对我如此友善热情，我却预先假定他们的恶毒与唯利是图。鬼知道弗德尔还对家人说过什么谎话，编造自己的战争经历。在这场骗局中，他的妻子一定是同谋，任由他把牢狱生涯说成是在国外赚钱，以此来欺瞒他们的孩子。加布丽尔以为父亲是不为人知的隐形英雄，只是因为过往经历留下的心理创伤才不爱出风头。但其实，他并没有为自己犯下的杀人罪和他在圣萨比纳的恐怖强权统治承担什么后果。我能理解加布丽尔的纪念牌匾给卢西恩·格尔斯这些人施加了怎样的侮辱。我也向卢西恩道了歉。没人能傻过一个傻老头，我说。卢西恩原谅了我，并给我倒了一小杯他自己酿的白兰地——感觉像在喝融化的浮石粉。他说：生活中总有些事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碰上它们时，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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