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曾国藩有意感觉一下顾炎武曾经的气场。曾国藩一直有着大儒之风,面对内忧外患,他常常以顾亭林自喻。曾国藩毕生所考虑的,是在乱世之中,在西方文化与科技的强烈冲击下,如何推动有着千年历史的儒学向前发展。后来,曾国藩曾经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一学,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气味相投的人必定是惺惺相惜的。曾国藩与李鸿章即是如此。在北京,当曾国藩第一眼见到李鸿章时,惯于察人的曾国藩见李鸿章身材修长、五官俊美,言谈儒雅、举止倜傥,更兼有一般人不具备的乖觉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心中很是喜欢。在读到李鸿章递上来的诗文后,曾国藩更是“大爱之”,料定李鸿章今后必定是一个经天纬地之才。自此之后,李鸿章就经常来曾国藩所居的报国寺走动了。1845年,李鸿章参加乙未恩科会试,恰巧是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的考官之一。虽然李鸿章此次会试落第未果,但其诗文和才学却博得了曾国藩的青睐。曾国藩后来曾对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说:“你的弟弟少荃,乙未那一年,我就知道其才可以大用了。”随后,李鸿章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在此后的日子里,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李鸿章在这一时期受曾国藩的影响,一在于诗文词章,兼及治学方法;二是讲求经世义理之学。两年后,李鸿章如愿以偿考中了进士,位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试后授翰林院庶吉士。捷报传来,曾国藩非常高兴,他将李鸿章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是科的主考官为潘世恩,副主考为杜受田、朱凤标、福济,房师(相当于今天的班主任)为孙锵鸣。潘世恩出身徽商,是苏南世家,也算是李鸿章的老乡。这些乡情师徒关系,对于李鸿章日后势力的增强,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说到李鸿章的中进士,还有一则故事:李鸿章在丁未科考中进士同年中,与沈葆桢同门同房,关系最为亲近。两人经历各不相同,交情却绝非一般。李鸿章考试时的房师孙锵鸣,也是当时的名士。丁未科虽然人才济济,但他这一房只考中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两人,不由得牢骚满腹。孙锵鸣乡试中举时的恩师是大学士翁心存,也就是翁同龢的父亲。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