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并无不妥，比抬轿子不知先进多少倍。车夫出卖体力，却并非等同牛马，是因为被社会剥夺尊严才成了牛马。问题不在人力车，而在于人的平等。
我完全同意太爷爷的说法，没有哪种工作本身是血汗牛马，利欲熏心的行业模式和无聊的食物链歧视使有些人成了牛马。
牛马当久了，得不到正常的权利和尊重，就会想有点变化，这变化往往是铤而走险。
人人铤而走险，才有了所谓的乱世。
[1]清代规定，旗人不得打工干活谋生，只许当兵、当差，且代代世袭，不论天灾人祸都能按时得收益，而且粮饷待遇高于汉人绿营部队，又不像绿营部队那样经常需要出去打仗，旗兵的月饷被称为“铁秆庄稼”，也指清代贵族吃皇粮。
[2]民国初年，旗人俸禄停发，很多旗人衣食无着、饥寒交迫，报纸上也有许多旗人贫困冻饿而死的消息。据《民国日报》称，没落旗人分四类：吃家底的贵官派、清亡前提前做打算的谋生派、干苦力的劳动派和混吃等死的待死派。民国社会学家陶孟和在《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中调查，1914年——1915年间北京的人力车夫有两万多名，其中20%是旗人。
[3]民国初年，报纸杂志稿费比较高，官办的北京报纸和期刊上，差不多可到千字4－5元。上海的民办报刊低一些，千字1－3元，鲁迅这种名家能有5－6元。大致计算一下，普通平民家庭一个月10元钱能维持基本生活。戴戴若写一篇上万字的故事，就能挣到40元左右。
[4]嘉纳治五郎，日本柔道之父，1882年综合当时流行的各派柔术的精华，创立了以投技、固技、当身技为主的现代柔道，同时创建了训练柔道运动员的讲道馆。他曾在东京弘文学院开课教授柔道，鲁迅曾向他学习过，金木留学日本时，也曾上过一些嘉纳治五郎的柔道课。
[5]民国初期，警察和车夫是针锋相对的两个群体。萧乾在《北京城杂记》中曾写道：“那时候管警察叫巡警，经常看到他们跟拉车的作对。嫌车放得不是地方，就把车垫子抢走，叫他们拉不成……（车夫）最难的就是躲避警察的眼睛。”当时北京的《晨报》常常报道警察驱赶车夫的事件，如1924年8月29日《警察挥刀砍车夫》，1921年4月16日《巡警群殴苦车夫》，1923年12月12日《巡警打洋车夫头破血流》。
[6]恭王府原是和珅府邸，清末成为恭亲王奕?的王府，民国初期还属于皇室的财产，1921年被恭亲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