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塞还到他手里，
摸了摸Caresse的脑袋和后背，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
“不错。”我回答，心里觉得我们可能算得上是最心平气和的原告和被告了。
“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吗？”他朝我低下头来，看着我问。
我看着他的表情，超然的无所谓的表情，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可能，对于他来说，除了他想要的，他不想要的，其他所有事情都不重要吧。
“不如我们回去好了，律师们可以处理剩下的事情……”他说得轻松温柔，像曾经的无数次一样不可抗拒。
“真的要我提醒你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我反问，越过他的肩膀，看到MacDenton在走廊尽头朝我招手，“恐怕没这个必要了，听证开始了。”
法官是女的，不知道会不会对我比较有利。听证的结果跟预想的一样：女仆和保姆的证词真实公正，我有时情绪很坏，有过一次没有实质后果的情绪失控；而我看的那个精神科医生表示，我的确有过典型的产后抑郁的表现，但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问题。
最后的结果是，我被要求接受第三方精神鉴定，法庭将根据该结果作出决定。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为保证安全，Caresse交由父亲照顾，母亲享有每天一个小时探视的权利。
法警领着Lyle和保姆过来接收孩子。场面像电视剧里一样老套，一般来说，配合此类剧情，孩子她妈非得捶胸顿足呼天抢地才行。我没那样，因为那样于事无补，只有坏处。我没看Lyle，只跟Sandy简单交代了一下Caresse最近的饮食起居作息习惯，告诉她衣服和日用品我稍后会快递过去，样子极其冷静。但是，当那个温热柔软、沉甸甸的小身体离开我双手的时候，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似的，手脚冰凉没有知觉。我第一次知道“心疼”的说法其实一点也不夸张。我想喊出来：她必须和我在一起，每一秒钟。不过我很清楚，那个样子会让我真的看起来像个疯子。后来，事实证明，我那天的表现给法官印象很好，MacDenton也承认我多少还是有那么点律师的素质。在那样的场合，流着眼泪的克制和冷静是正确的。
等所有事情完结已经差不多下午一点半了，Lyle在底楼儿童中心门口追上我，给我一个黑色的盒子。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那是九月份在VanCleefArpels定做的项链坠子，我的生日礼物。像是十几万年前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