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放下了单簧管。当我告诉他我去了哪里时，他说他已经从热那亚的人们那里知道了一些事情，并且告诉我在村子里人们曾经讲述说我离开之前在桥墩下发现了一只金座钟。我们开起了玩笑。“也许现在，”我说，“连我父亲都要跳出来了(3)。”
“你父亲，”他对我说，“你就是。”
“在美国，”我说，“有一个好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私生子。”
“这也是，”努托说，“一件需要改变的事。为什么必须有人是没有名字没有房屋的？我们不都是人吗？”
“随他去吧。我成功了，尽管没有名字。”
“你成功了，”努托说，“没有人敢再对你谈这个了；可是那些没有成功的人呢？你不知道多少不幸的人仍然在这些山丘上。当我带着音乐到处转时，几乎所有的地方，面对厨房，都能发现白痴、呆子和弱智。醉鬼的和无知女佣的孩子，人们使他们仅仅靠吃卷心菜菜帮和菜皮生活。还有人开他们的玩笑。你成功了，”努托说，“因为你以前好歹找到了一个家，你在教父家吃得不多，但你吃了。不是必须说，别的人正在成功，必须帮助他们。”
我喜欢和努托说话，现在我们是男人了，我们相互了解；但是之前，在莫拉的那个时候，在农场劳动的那个时候，比我大三岁的他已经会吹口哨和弹吉他了。他被人找，被人听；他和大人、和我们这些男孩子辩论，向女人们挤眼睛。我那时就已经跟在他后面，并且有时从田地里逃出来，为的就是和他一起跑到河岸上或跑进贝尔波河里，搜寻鸟巢。他告诉我要怎么做才能在莫拉受尊重；后来在晚上他来到小院子里和我们一起监视农场。
现在他向我讲述他当歌唱艺人的生活。他曾经去过的那些村镇，就在我们周围。白天在太阳下明亮而多树，夜里是黑色天空中星星的窝。他和他那些星期六晚上在火车站的站台棚子下教导的乐队同伴一起，轻松敏捷地来到集市上；然后，两三天的时间里，他们再也闭不上嘴巴和眼睛——单簧管去了是酒杯，酒杯去了是叉子，然后重新又是单簧管，短号，鼓；然后是另一场吃，然后是另一场喝和独奏曲，然后是午后点心，丰盛的晚宴，熬夜直到早晨。有聚会，游行，婚礼；有和对手乐队的比赛。第二天、第三天的早晨，他们从小包厢里直着眼睛走下来，把脸插到一桶水里，并且最好在大车、双轮马车和马厩牛圈之间倒在那些草地的草上，这是一种快乐。“谁付钱？”我问。“市政厅，一些家庭，野心勃勃的人，所有的人。而要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