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妈死了。八十出头。我们并不亲，由于一长串的家庭龃龉和恩怨。我妈我爸跟她，怎么说呢，关系复杂。我们不常走动，也谈不上什么感情。只是偶尔通个电话，再偶尔见个面；后来，她把电话线给掐了（“谁的电话也不想接！”），一头扎进了自己亲手打造的结界里：在一大堆物什和小玩意儿中间——这些东西挤满了她的小房子。
加利娅姑妈生前对美有不懈追求：家具挪来挪去，墙壁刷了又刷，窗帘换了又换。有一次，好几年前了，她发动了一场大清扫，清扫逐渐席卷了整个屋子：对于必需之物审视再三，屋内一切都分门别类，一碗一碟都费尽思量，书籍纸张八方汇聚，一堆堆，一叠叠，街垒纵横。总共就俩房间，随着东西不断侵吞地盘，姑妈带上必需之物，从一间迁居到了另一间。但那里随即展开了新一轮的审视与评估。房子还活着，内脏却被掏出来，塞不回去了。再无所谓重要与否，剩下的一切都或多或少有其价值，特别是那些数十年间积攒下来的泛黄的报纸，以及罗马柱一样支撑着床和墙壁的一摞摞剪报。女主人的立身之所只剩下一座坍塌的小沙发。令我印象深刻的那次见面，我俩就坐在这片孤岛上，周围是明信片和电视杂志掀起的海浪。姑妈殷勤地给我做了点什么西葫芦，又往我嘴里塞待客专用的高级巧克力，都被我嫌弃了。离我最近的剪报柱最顶上一张是《十二星座专属圣像》，顶部工整地标注着报名和出版日期，漂亮的字体，蓝色的墨迹，死掉的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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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护理员电话后一个小时，我们赶到了姑妈家。楼梯乌压压的，仿佛在吱呀作响：台阶上、平台上，一大群陌生人或站或坐。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竟然赶在头里了：殡葬服务的，代办手续的，这个那个的。谁告诉他们的——警方还是医院？其中一个尾随我们走进屋子，杵在那儿，连个大衣外套也不脱。
姑妈是3月8号前夜去的，没能赶上为金合欢和小黄鸭贺卡所装点的苏联节日。在那个法定节假日，我们一大家子通常会聚在一起，摆上一大桌，汽水在红宝石色高脚杯里流淌，沙拉是雷打不动的四份：胡萝卜核桃的、甜菜大蒜的、奶酪的，还有满足一切口味的“奥利维尔”沙拉。但这一切离我们远去已有三十年之久，早在父母移居德国、姑妈愤然留苏之前很久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报纸上各种撩动人心的内容：星座运势，美食菜谱，家庭医疗。
加利娅姑妈十分排斥医院，而这是不无原因的。她的父母、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