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品我已经讲了太多，但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些我为之写作此书的人，早在写作开始之前很久就已不在人世，因而物品便成了他们合法且唯一的替代者。以花体字母刻着太姥姥姓名缩写的胸针，祖太姥爷的晨祷服，那几把奇迹般地活过了几代主人、两个世纪和两座房子的圈椅，于我而言同等亲切，一如家族相册中陌生的亲人。它们所提供的信息是不无欺骗的，却像火炉一样，传递着持续不断的温暖。我立刻又想到了加利娅姑妈，还有她一辈子积攒的剪报和日记，我明白，什么都保存不下来。
托芙·扬松[1]有一篇故事，讲费尼钟夫人预感到浩劫将至。她将祖父的银器擦得锃亮，将肖像画的画框擦得一尘不染，把很多块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壁毯清洗干净，惶恐不安地等待灾难降临，唯恐失去这些东西。飓风如期而至，一下子将整栋房子拔地而起，连同其中的银茶壶和绣花餐巾。一切过去之物皆随风而逝，只剩下一片未来的空地。而费尼钟夫人孑然一身立于浅滩，怀里抱着仅存的一方壁毯，心存庆幸，一贫如洗。
我在维也纳曾经住过的一所房子建造于1880年。在其后院，如套娃般嵌套着另一栋白窗小屋，建于1905年，当家族开枝散叶，老屋容纳不下之时。女主人约莫七八十岁，深眼窝，高颧骨，声音低沉，谈话末了告诉我，她在这儿住了一辈子，自打1948年返回以后。想要了解来龙去脉，自然应当打听一下她是哪年离开的，又是从哪儿返回的，但我们的礼节性交谈并未如此深入。屋内，电视机遥控器旁漫不经心地放着一本家谱，装帧古典而华美，制作于1918年。在将房子连同全套家具出租给我时，女主人对这些两百年的老古董丝毫没有小心在意：橱柜里的瓷器摆放得跟书架上的书一样密密麻麻，箱子早就被废旧银器压弯了，墙上满满当当地挂着肖像画、油画，大大小小的桌子上随意散落着古老的金属火柴盒，相册里有很多题赠纪念品（其中夹着一张新年贺卡，时间是1942年，使这个家族的历史略微明朗了些）。这座高窗子宽楼梯的白房子住户可以随便出入，好像那不过是一间小仓库，没什么好丢的。每天晚上都能听到里面叽里哐啷，我猜大概是女主人在往里头塞什么东西——一些多余的、妨碍她入睡的历史遗物——然后迁居到她的后院小屋里，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离我工作地不远处有座犹太公墓，是全维也纳最古老的，这是我信手翻开博物馆商店的一本旅行指南时偶然发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