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经常无故缺席，将监督之事委托下级看守；囚犯之被褥未遵照规定由值日看守拿出囚室，而是由囚犯本人逐一拿出。去岁，一流放犯库兹涅佐夫便是趁此机会，用皮带在塔楼走廊自缢身亡，而狱方竟迟迟未能发现。
其三，（……）犯人中间屡屡发现纸牌、多米诺骨牌、烟草及各种金属物品，均为监狱规章所不容。（……）督察员艾维尔斯曼曾就此事加以质询，古列维奇竟答之曰：“看守搜查时，犯人将此等物品紧紧护于胸前，如之奈何？”
透过这个圆形窥孔，可以看见丘布奇克正率领一众囚徒玩骨牌，却无法参透这个胆小怕事的典狱长古列维奇的后续命运。在这个案宗后面还附着一些年份更晚的报告和告密，从中可以确定，敖德萨监狱的秩序在新官上任后依旧未能改善，继任者后来同样遭到撤换。这些故纸堆里所描绘的现实如此稀奇古怪，骇人听闻，远远超出太姥姥发黄的蕾丝花边。这些档案文件原本并非给旁人看的，也并不指望能够永久留存，却在头一遍被阅读时就鲜艳夺目，仿佛对此期待已久。那个不幸的、被一笔带过的库兹涅佐夫，自缢前的身影在我眼前不住晃动，除了我之外，大概再没有人会记起他，叫出他的名字。是的，正是如此。
***
1930年，列宁格勒出版了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我们如何写作》。书中，著名文学家——从高尔基到左琴科和安德烈·别雷（还有些思想正统的“党的文学”的代表者）讲述了他们写作的过程，即作品是如何构思和完成的。作家当中还有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他是从国外回归苏联的，后来为自己博得了“红色伯爵”的头衔。他的讲述是这本有趣的书中最为有趣的一个。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带着毫不掩饰的陶醉坦承，对他而言，灵感的范例和源泉是17世纪的审讯记录，是由默默无闻的书记官当着受审讯者的面，在拷刑架、老虎钳、火刑具的参与之下写成的。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激赏他们传达事件本质的才华，“保留了受审讯者的语言风格”“紧凑而精准”，使读者能够看到甚至摸到语言的肌肉组织。“我在此处见到的是绝对纯净的俄语，既没有受到僵死的教会斯拉夫语体的玷污，也没有刻意变成带有翻译腔调的伪文学语言。这就是俄国人已经说了一千年，却还从没有人写过的那种语言。”
不得不说，这是一篇才华横溢的文字，它借助一系列的微妙手法，为自己的兴趣赋予了崇高的外壳，或者说伦理的弹簧坐垫，让作家既能够为读者的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