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亲眼看见屋内的一切陈设都飞上了天空
——托盘，桌布，家庭相册，茶壶套，祖母的银质凝乳罐，
用丝绸和银丝制成的纪念格言：一切的一切！
——托芙·扬松
此处必须捋清楚我的家谱。
——什克洛夫斯基[1]
[1]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苏联作家、文艺学家、文学批评家、电影学家、电影剧作家，苏联国家奖获得者。
那么长的时间里，妈妈用通灵术士般的声音悠悠地说，有个人一直在俄国等她，那个人就是米沙，她未来的丈夫、你未来的太姥爷。一战爆发后，她结束了自己漫长的漂泊，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他们终于团圆了，从此再没有分开过。结婚时他送给她一枚小小的胸针，如今我每逢节日就会戴在身上，上面绣着几个花体大写字母—СГФ，“萨拉·金兹堡-弗里德曼”的首字母，背面写着：“命运难逃。”
“命运难逃”这几个字——镌刻在圆圆的、酷似狗牌的、点缀蓝色礼裙的金色胸针上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让我觉得怕怕的，仿佛命运在长久的追踪之后，终于追到了米沙——这个快活的、长着两条大长腿、穿着帅气逼人的长腿靴、婚后却仅仅活了七年不到的可怜人。在我儿时，妈妈周末穿的裙子有不止一套，其中有一身褐色的，白色花纹，在我内心深处引发艳羡和赞叹。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当父母不经意间步入我当前的年纪时，节日的魅力开始存在于其构成要素的一成不变。外祖母的蓝色礼裙被母亲从衣柜中取出，胸针佩戴在原来的位置，从装药品的小木柜里翻出一个白色香水盒，里面的香水还没用完，因为用得太少。那是极为普通的香水，廉价的波兰品牌，浑圆的水晶瓶，里面是金色液体，被放在铺着丝绸的盒子里，下面垫着低低的硬纸板台座；冰凉芳香的瓶口触碰我和妈妈的耳背、后脑。在客人到来前的几分钟，我总要找机会将金色胸针翻过来，以确认那句题词还在。
那么长的时间里——妈妈以那样的语调重复着，以至于谁是我们家族历史的头号女主变得毋庸置疑——她一直在法国。太姥姥从索邦——世界最著名的医学院之一毕业，以医生的身份回到俄国。奶白色的索邦毕业证书上，优雅的书法花体字母，凸起的图案，以及硕大如谷仓大锁的印章，无不见证着证书持有者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与当之无愧的胜利，但所有这些在主要内容的魅力面前无不黯然失色。太姥姥萨拉在巴黎度过了旧约的七年——雅各便是为心爱的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