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勃，白俄罗斯火车站（曾经的布列斯特火车站）头顶的天空蓝蓝的，懒懒的。当火车远去，转过弯道以后，我们，留下的人们，转过身，沿着月台往回走。因是周日，人并不多，我一直在酝酿着是否号啕大哭一场，突然发现一个腆着啤酒肚的男人正站在电气火车门旁瞅着我，绕口令似的嘟囔了一句：“赶跑犹太佬，拯救俄罗斯。”这一幕的确很戏剧化，但又的确是事实。
我到底还是去了趟德国，在那里住了一个月，没抱任何希望地寻觅着开启新生活的可能性，在那里或者在别处。在纽伦堡的一栋十二层的宿舍楼里，底下十层住的都是从国外返回的德意志人，顶上两层住犹太人，还半空着。我在那儿住了两天，像个女王一样，独享一个轩敞的大房间，里面有十张床位，上下铺，跟火车上的卧铺一样。一个室友也没住进来，餐券很像邮票，绿色的（德意志房客是橙色的）。我麻利地泡了杯茶，坐下来欣赏欧洲的夜色：窗外，远处的游艺园流光溢彩，周围是黑黢黢的树木，体育场的轮廓依稀可辨，楼下某位邻居正在楼道口弹吉他。
父母后来又回过一次莫斯科，在妈妈动手术之前半年。她不得不做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俗称“心脏搭桥”——在当年还很少见，属于医疗领域的高精尖科技，但我们想，德国应该能搞得定的。再说也没得选——早在战时的亚卢托罗夫斯克就检查出的先天性心脏病，已经发展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那年我二十三岁，自觉已经是个大人了。从我记事起，我们就跟妈妈的心脏病生活在一起；大约从十岁那年开始，我每晚都要溜到走廊，隔着房门，确认妈妈的呼吸还在。幸而一直安好，太阳总能照常升起。渐渐地，我也就习以为常，不再主动过问了，唯恐打破本就岌岌可危的平衡。关于妈妈即将面对的，我们没有细谈，只是商讨着无关紧要的住院日常的细节。所以，妈妈并非对我，而是对自己的女伴疲惫地说：“有什么法子呢，亲爱的，我没得选。”
当时最令我惊讶的——无论我怎样竭力回避一切提醒我这可能是母亲最后一次造访的暗示——是妈妈竟然不愿意重温回忆。我想当然地以为，在洋溢着池塘和尘土气息的幸福的夏季莫斯科，我们肯定是要去一趟波克罗夫卡的，回老家看看，在那条林荫道上坐坐，去那所我们所有人——从廖利娅到娜塔莎再到我，祖孙三辈人上过的学校转转。此外，在我的计划中还有一场漫长的、像小时候那样的、关于过往的倾心交谈，我要记下妈妈的每一句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