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方财政收入相比于跟中央约定
固定分成比例增长更快，中央收入占比自然不断下降。至于预算总收入占GDP比重不断降低，原因则比较复杂。
方面，这跟承包制本身不稳定有关。央地分成比例每隔几年就要重新谈判次，若地方税收收入增长很快，下次谈判时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落得个更高上缴基数和更吃亏分成比例。为避免“鞭打快牛”，地方z.府有意不让预算收入增长太快。另方面，这也跟当时盛行预算外收入有关。虽然地方预算内税收收入要和中央分成，但预算外收入则可以独享。如果给企业减免税，“藏富于企业”，再通过其他诸如行政收费、集资、摊派、赞助等手段收些回来，就可以避免和中央分成，变成可以完全自由支配预算外收入。地方z.府因此经常给本地企业违规减税，企业偷税漏税也非常普遍，税收收入自然上不去，但预算外收入却迅猛增长。1982—1992年，地方预算外收入年均增长30%，远超过预算内收入年均19%增速。1992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达到
预算内收入86%，相当于“第二财政”。(4)
“两个比重”下降严重削弱国家财政能力，不利于推进改革。经济改革让很多人利益受损，中央必须有足够财力去补偿，才能保障改革推行，比如国企改革后职工安置、裁军后退伍军人转业等。而且像
国这样大国，改革后地区间发展差异很大（东中西部差异、城乡差异等），要创造平稳环境，就需要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异，也需要中央财政大量投入，否则连推行和保障义务教育都有困难。如果中央没钱，甚至要向地方借钱，那也就谈不上宏观调控能力。正如时任财政部部长刘仲藜所言：
毛主席说，“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中央财政要是这样状态，从政治上来说这是不利，当时财税体制是非改不可。
…………财政体制改革决定里有个很重要提法是“为国家长治久安”。当时理论界对讲，财政是国家行政能力、国家办事能力，你没有财力普及义务教育、救灾等，那就是空话。因此，“国家长治久安”这句话写得是有深意。
(5)分税制改革与央地博弈1994年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分为三类：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共享税（如增值税）。同时分设国税、地税两套机构，与地方财政部门脱钩，省以下税务机关以垂直管理为主，由上级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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