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界定。就算中央z.府提倡产业政策是普惠全行业,并不针对特定企业,但到地方z.府,政策终归要落实到“特定”本地企业头上。若地方z.府保护本地企业,哪怕是低效率“僵尸企业”也要不断输血和挽救,做不到“劣汰”,竞争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导致资源错配和浪费。这是很多经济学家反对产业政策主要原因。尤其是,国地方z.府有强烈“大项目”偏好,会刺激企业扩张投资。企业旦做大,就涉及就业、稳定和方方面面利益,不容易破产重组。这在曾经光伏巨头——江西赛维破产重整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前所述,2011年,赛维已经成新余财政第贡献大户,创造就业岗位2万个,纳税14亿元,相当于当年新余财政总收入12%。在z.府背书之下,赛维获得大量银行授信,远超其资产规模。自2012年起,赛维债务就开始违约。地方z.府屡次注入资金,并动员包括国开行在内数家银行以各种方式救助,结果却越陷越深。2016年,赛维总资产为137亿元,但负债高达516亿元,严重资不抵债。其破产重整方案由地方z.府直接主导,损害债权人利益。当受偿率太低债权人无法接受重整方案时,地方法院又强制裁决,引发媒体、法律和金融界高度关注。(47)
所以产业政策要有退出机制,若效率低企业不能退出,“竞争性”就是句空话。“退出机制”有两层含义。第是政策本身要设计退出机制。比如光伏“标杆电价”补贴,直在降低,所有企业都非常清楚补贴会逐渐退出,平价上网时代终会来临,所以有动力不断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第二是低效企业破产退出渠道要顺畅。这不仅涉及产业政策,也涉及更深层次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如果作为市场主体和生产要素载体企业退出渠道不畅,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也就难以深化。然而“破产难”直是国经济顽疾。方面,债权银行不愿走破产程序,因为会,bao露不良贷款,无法再掩盖风险;另方面,地方z.府也不愿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走破产程序,否则职工安置和民间借贷等系列矛盾会公开化。在东南沿海等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破产程序相对更加规范。同样是光伏企业,无锡尚德和上海超日破产重整就更加市场化,债权人受偿率要比江西赛维高很多,这两个案例均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2016年十大破产重整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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