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呀邓瑛。”
杨婉看着自己画给邓瑛的人像,自言道;“我以前以为出版《邓瑛传》已经够难了,没想到,写这本笔记比做学术还难。”
作者有话要说:(1)此处参考了嘉靖帝的遗诏内容。
们在宫城的门前处死邓瑛的时候,或许没有一个人想得起,这个惨死的阉人,曾是这座皇城的建造者。”
有罪的符号,对阉党的态度,绝对控制。
杨婉想着这些词,心肺上忽然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
这一段没有写进严肃学术论文中的文字,似乎反而切中了邓瑛命运的要害。
杨婉摁住自己的胸口,扶椅坐下。
她的手触碰到了她长年随身的笔记,她索性将它取了出来,摊翻于膝。
这本笔记,她写了三年。
之前那本《邓瑛传》耗费了她将近十年的青春,其间她不断地修正史料的对应,斟酌言辞,可谓呕心沥血。而这本笔记,相比之下就像一本零碎的流水账,其中夹杂着她对这个时代,尚未成熟的看法,即便如此,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第一手的资料,它记录了邓瑛刑余之后的三年时光,记录了纤细优雅的内廷生活,也贞宁末年,复杂的官场倾轧,惨烈政治的实相。对比《邓瑛传》的内容,杨婉大部分的考证都是对的,但是她没有看到贞宁年间的人心。她原本以为众人愚昧,不识邓瑛之贤,可此时看来,人心未必愚昧。
历史唯物主义曾不欺杨婉。
这并不是“人”的问题,这是社会形态与阶级结构的问题,一切皆有其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