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来不及说出那一个“好”字，我哥像是知道我不会回答一样，不给我留一点时间间隙，只自己一个人不停地重复着“好不好”，重复很多遍，听不到我的回答所以一遍比一遍急促，漫天烟花在他的催促中突然炸开，这时他在一颗冬樱树下止步，转头看着背上的我，满眼泪水：“你为什么不答应哥？”
我总在看到他眼睛那一刻醒来。
几经周折我终于在豫城找到了和家里那个一模一样的花瓶，枯枝插在里面，我像个虔诚的教徒一样把它擦得一尘不染，心里辟邪似的希望自己这样的“供奉”能驱散那些令我窒息的噩梦。
第二天我在教室上课，原历给我发了条信息说他准备大扫除，问要不要顺便把我房间收拾一下，对这句问候早已习以为常的我迅速给他发送了谢谢，而后继续投身进入题海战斗。
这份感激从与他合租开始一直持续到那天回家看到花瓶空空如也的那一秒。
去看了，挺好的，室友人也不错，斯斯文文的，叫原历，和你一样是医学系的。
2013年9月18号
哥，我今天站军姿的时候晕倒了。
医生说我营养不足，有些贫血。原历给我买了糖，叫我以后站军姿之前悄悄含一颗在嘴里，还说以后早饭都给我做一份，你们医学系的是不是都这么会照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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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完全没有理由去怪罪他的善意，任谁看了那个奇怪的花瓶都会顺手把里面的东西放进塑料口袋和垃圾一起扔掉，可那堆以惊慌和害怕为燃料的怒火还是不受控制地蔓延到了原历身上。
他面对我咆哮般的责问时满脸歉意的无措使我稍微找回了一丝理智，放低声音抱着一点“或许他只是把它放进某个抽屉而不是丢进垃圾桶”的侥幸问他把花瓶里的东西收到了哪里。
最后我还是逃不过站在楼下那七个齐腰的绿色垃圾桶面前。
那天下午的居民楼下有一个二十左右的年轻
军训结束以后我迎来了自己从未料到过的难题———失眠。
大概是假期没日没夜的兼职和军训时从早到晚的训练使它一直没有机会光顾我的生活，一旦进入不再折磨形体的学习状态，它就开始每天跟随夜幕入侵我的大脑。
入睡对我而言并不困难，把我逼疯的是那些无限循环到天明的噩梦。
有时是我妈撕扯着我衣服头发骂我是野种的画面，有时是她给我下跪求我放过她儿子的场景，但更多的是除夕那晚我哥背着我在雪地里一步一字的问话。
“哥看着你。好好看着你。背着你看每一年的冬樱，守着你一岁一岁地长大。好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