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后来发现这个前男友患有强烈的偏执症，简单说就是具有,bao力倾向，他不仅跟踪过受害者，还散发过诽谤受害者私生活的传单，受害者分手未果，受到多次,bao力对待，并且和家人一起报过三次警，可每一次都没能立案，得到警察的保护。”
“女孩的父母只能每天接送女儿上下学，晚上减少出门来保护自己的女儿。他们做了能够做的一切。但最后事发却是在光天化日下的街头。”
“可以想象女孩在死前有多绝望，
整张脸都是红的，搡他一下要他闭嘴。
“恋爱第一天就家,bao吗，任记者。”
“其实准确来说我不是记者，是新闻线人。”任喻纠正，看出对方似乎在思考这个名词，又解释，“除了提供一些正常的爆料以外，还有些脏活，在边界摇摆的那种，正经记者是不愿意做的，就会给我们做。所以记者这个称呼太高尚了，不适合我。”
“听起来需要隐姓埋名，而且很辛苦。”
“最辛苦的倒不是工作本身，是内耗，我一直在学习一项技能，就是抽离感情，减少共情。”任喻说，“因为通过观察和交际，你会发现很多人的不同面，就像魔方，远看的时候你认为它是白色的，接近之后会发现，它既有黄色也有红色。你会很容易失望。”
方应理虽然对这个职业感到陌生，但仍然可以共情：“作为一个律师，也常常有这样的感受。”
“可能有共通之处。”任喻想了想，“比如说，三年前在日本，我跟踪了一个社会案件。有个女大学生在车水马龙的街头被当街刺杀，警察一开始公布的信息说，这个女孩在遇袭时浑身奢侈品，导致后来媒体报道的时候将案件定性为痴迷名牌的女大学生遭遇情杀，当时整个舆论都在攻击受害者不检点，可想而知，有些话说得很难听。”
“非常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方应理仿佛见惯不惯地评价，然后又问，“那凶手找到了吗？”
“其实凶案发生后，受害者的家人几乎立刻认定嫌疑人就是受害者的前男友，但杀人现场的目击和这位前男友的特征完全不同，所以警方只能暂时排除他的嫌疑。”任喻说，“我当时有个朋友就是日本警察，人还蛮不错的，我就跟他打探消息，可他让我别管这件事。我开始觉得这个案子没这么简单，后来我在嫌疑人的店面盯梢了一个月，拍到一张他和另一个男人交谈的照片，而那个男人当天就出现在杀人现场。”
尽管在开车也不影响方应理脑子转得快：“是买凶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