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聂文蔚（4 / 6）

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时末见头恼，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其良知，而无毫意必固，便是“正心”。着实致真知，则自无忘之病：无毫意必固，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诙、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力。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１８８」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头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闲，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虚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朏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彻也。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彻也：“集养”之功尚未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真知”之功，必须兼搭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彻也，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后，自将泽然矣。「１８９」文蔚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闲，挭觉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处，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讲也。盖良知只是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真知之真诙恻怛以从兄健是弟，致此真知之真诙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个真知，个真诙恻怛。